戴笠遺檔中的“西安事變”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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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10 月8 日，台灣“軍情局”和“國史館”聯合舉辦“戴笠先生與抗戰時期情報作戰學術研討會”暨新書發表會，同時發布了《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匯編：軍情戰報》、《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匯編：經濟作戰》、《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匯編：忠義救國軍》三冊史料集和《戴笠先生與抗戰時期情報作戰》一書，引起了海內外史學界對於戴笠史料與戴笠研究的新興趣。

時隔半年，2012 年4 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成立80 周年之際，戴笠生前檔案、函電、手稿等史料共計59 卷，經台灣“軍情局”授權“國史館”解密，開放查詢。這批檔案原藏於“軍情局”的“忠義堂”，原名“戴公遺墨”，均為戴笠的親筆文件，被分為政治、經濟、軍事、情報、組織、行動、訓練、司法、電訊、人事、經理、總務、一般指示、西安事變及其他等15 個類別，共計22382 頁，“國史館”將“戴公遺墨”整理編目，完成數字化，全部開放查閱，並提供數據庫檢索。

戴笠（1897-1946），浙江江山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中稱“軍統特務首腦戴笠，是蔣介石佩在身邊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於窺伺主子意圖最博得蔣介石歡心的一條忠實凶狠的走狗”。

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情報頭子，民國時期“最神秘人物”的戴笠一直是學界坊間關注的對象，大傳野史，“揭密”不斷，但由於情報工作的特殊性，加上1946 年3 月17 日戴笠因飛機失事意外死亡，以往對戴笠的研究多藉由相關人物的口述、回憶錄或傳記文學等資料展開，比如喬家才、沈醉、康澤、陳恭澍、章微寒、程一鳴、鄧葆光等人的口述或回憶，間有參考《戴雨農先生全集》等專書，但甚少基於政府機構檔案展開戴笠研究的。即便宣稱使用了“台灣調查局檔案”、“美國國家檔案館軍事參考資料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檔案館檔案的魏斐德教授的名著《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一書，主要仰仗的材料仍然不過是各種口述資料和回憶文章。昔日絕密檔案——“戴公遺墨”的整理開放，是否能如台灣“軍情局”局長湯家坤所言，能夠糾正“許多扭曲與不實”，可以完善“軍情局”史呢？

2013 年夏天，筆者於台北的“國史館”查閱了部分戴笠檔案，發現其中確有大量從未披露過的史料，有些信函電報可能在蔣介石的“大溪檔案”或者宋子文檔案中已有收藏，但散見各處，難以系統研究。“戴公遺墨”將戴笠的親筆文件集中解密，意義重大。比如在“西安事變”專題中，筆者就有一些新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