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遺檔中的“西安事變”前后

暗殺楊虎城

論及暗殺楊虎城，我們以前隻知1949 年9 月6 日，國軍棄守重慶前，將楊虎城及其子女、衛士、秘書等八人秘密暗殺，並用硝鏹水毀尸滅跡，據稱此次暗殺由當時的軍統局局長毛人鳳下令。但從新解密的戴笠檔案中筆者發現，戴笠與蔣介石實際早在1937 年就曾經策劃暗殺楊虎城。

早在1937 年1 月31 日， 戴笠在給王道成轉馬志超的電報中就表達了鏟除楊虎城的意圖：陜西和平諒可告成，惟楊虎城陰險，必須徐圖設法引誘鏟除，若徒以權利，隨便拉人合作，勢必事未進行而機密先泄，希兄再三考慮，如何盼復。

“西安事變”后，楊虎城漸失對西北軍控制，1937 年6 月29日，他以“歐美考察軍事專員”的身份被迫赴美國和歐洲“考察”。“七七”事變爆發后，楊虎城數次電蔣要求回國抗日。楊虎城在11月27 日對老部下的談話中談到，“七七”事變后他就想馬上回國，數次致電蔣介石，“請纓殺敵，未接回電”，到歐洲后他又致電宋子文，要求轉呈蔣允准回國，直到10 月2 日才接宋氏回電“似可回國”，這才回來。121937 年10 月29 日，楊虎城攜家人和隨扈搭乘法輪“冉·拉保底號”離開歐洲秘密回國，11月26 日返抵香港。從“戴公遺墨”中保存的多封戴笠的親筆電報稿可以看到，在楊虎城抵港前，戴笠即已主張將其“秘密處決”，比如下面這封他發給在香港的部下的電報中就有明確指示：查楊虎城此次回國，今后必不利於中央，弟意應即在港秘密處決。刻已電呈校座矣。請兄與克斯兄立即作有計劃之准備，惟事須絕對秘密也。俟校座決定后，當即電告。至楊究於何日可抵港，請季材兄探查可也。

戴笠選定的暗殺地點是香港，但蔣介石卻希望能夠在漢口執行，對此戴笠並不認同，他在致蔣介石的電報中請示：由康澤同志轉知對於楊虎城之處置辦法已奉悉。惟楊抵漢后知者必多，在此舉國一致團結抗日之呼聲下，楊抵漢后如驟告失蹤，必引起各方的懷疑與責難，實不利於目前之情勢也。故生意仍以在港秘密處決較妥。

但是蔣介石沒有同意戴笠的計劃，戴笠隻好改變布署，命令其在香港的手下隻監視不暗殺：萬急·香港·密·顯山兄親譯。

對楊某中止執行。惟楊氏所乘之船何日可抵港，楊抵港后行動如何，同行者有幾人，由京陝各處赴港迎楊有何人（請報）。15楊者聖在《特工王戴笠》一書中描述，1937 年11 月下旬，蔣介石在南昌召見戴笠，正式下達了扣押楊虎城的命令。曾任軍統北平站站長的喬家才在《鐵血精忠傳》一文中回憶戴笠受命回到武漢后，就命特務隊長李家杰從南京首都警察廳特務隊挑選骨干30 余人赴鄂，經他親自審查后，由李家杰帶往南昌待命。同時又命軍統特務處江西站在南昌租房一棟，准備接待某要人，隨后租妥南昌二緯路1 號一幢二層洋房。

《特工王戴笠》裡稱，“11 月30 日，楊虎城在專程赴港迎接楊虎城重返十七路軍的一七七師副師長王根僧的陪同下，乘歐亞班機飛抵長沙。得悉戴笠先一日已返武昌，留便條囑楊轉往武昌見。楊不知是計，又於當夜乘火車趕赴武昌。”12 月1 日下午， 戴笠以蔣介石代表的身份，率武昌行營及湖北省政府百余名要員在武昌火車站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儀式。次日，戴笠陪楊虎城搭乘小飛機飛贛，下機后被帶往事先租妥的二緯路1 號洋房，遂失自由，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扣押生活。

但是，對於未能及時除掉楊虎城，戴笠仍然耿耿於懷，在給蔣介石的機要秘書毛慶祥的電文中忿忿抱怨，“弟當遵照委座諭旨辦理也，惟此人不除終必為患”。

隨著抗戰局勢的變化，楊虎城又被從南昌經株洲解往長沙，被囚禁在東郊的“朱家花園”。長沙的“朱家花園”是晚清湖南實業家朱昌琳的私家園林，此時已是長沙近郊的名勝。“戴公遺墨”中有一份電報關涉在長沙的軟禁：繼榮、芝園兩兄均鑒，園之蹈申電奉悉。楊抵長沙，已另電繼之前往善為招待，最好暫借康（唐）季澧先生公館為楊寓所。18從上引這份電報來看，戴笠最初選擇在長沙軟禁楊虎城的地址並非“朱家花園”，而是唐公館。電文中提到的唐季澧就是唐生智的胞弟唐生明，黃埔四期學生，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謀。唐生明，抗戰中后期打入汪偽內部從事策反工作，解放前夕又是促成“湖南起義”的關鍵人物。從這封電報，可以間接証明，唐氏與戴笠關系的確非同尋常，坊間所傳，戴唐二人雖未結拜，私人情分卻逾過兄弟的說法，恐非夸大之辭。

中國大陸學界坊間對戴笠的研究興趣經年不斷，但宥於史料限制，多捕風捉影之作，少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戴公遺墨”的開放將有望轉變此一局面。“戴笠檔案”的公布，不僅能推動戴笠研究，對軍統局、中美合作所、情報戰、抗戰史等研究都會大有助益，值得期待。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