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義軍
趙尚志接受過秘密工作訓練
多年前筆者在讀馮仲雲的回憶錄時，就曾看到1933年2月趙尚志因巴彥游擊隊的失敗被開除了黨籍，“以后他跑到同江做國際間諜工作去，后來到孫朝陽隊裡當參謀”的記載。
關於趙尚志從事情報工作的記載，趙俊清在《趙尚志年譜》中也提到過。如，趙尚志被開除黨籍后很不服氣，經常找上級領導申訴：“有時他很激動，吵吵鬧鬧，以致省委領導誰也不願見他。一段時間，他對省委表示十分不滿。正當趙尚志尋找省委同志而不可得之時，從蘇聯回來的李躍奎（后任省委書記）尋找組織關系，找不到省委，省委也不知道他的住址。省委決定在《國際協報》上登一條‘啟事’，以尋人為辭，派省委職工部部長金伯陽（北洋）在哈爾濱市道裡區一毛錢飯店與其見面。趙尚志在報上看到這條‘啟事’，破譯出其中的暗語，如期來到一毛錢飯店，要見曾代表省委向他傳達開除（其）黨籍決定的北洋（即金伯陽）同志，申訴自己的意見。在這裡，衣著不整、蓬頭垢面的趙尚志看到了身著西裝革履的省委常委北洋和高慶有（名雪樵，專搞國際情報工作）同志。他與北洋沒說幾句話，此時幾名特務也來到飯店。原來報上登載的‘啟事’，也被敵人看出破綻。趙尚志見這幾個人糾纏北洋，便急中生智，裝作乞丐向北洋討飯要錢，以掩護二人逃離。但結果，趙尚志、金伯陽、高慶有三人被敵特逮捕。敵人用小汽車將他們三人拉往道外區憲兵隊。審問時，趙尚志一口咬定自己是要飯的，不認識那兩個身著西裝革履的人。敵人見趙尚志衣衫襤褸，模樣寒酸，反復審問幾次，便把他當作小偷打了一頓，將其釋放。趙尚志被釋放后，即到高慶有叔父高椿令家報信，告知雪樵被捕情況，讓其做好應對准備，免遭不測，隨后高椿令去高慶有家將電台轉移。兩日后，敵人也沒有從金伯陽和高慶有那裡得到任何証據和口供，將他們釋放。高慶有到家后，得知趙尚志冒險給他叔父報信之事，很受感動。”由此可以看出，趙尚志有著專業情報人員的素質。
當時，趙尚志已經被開除了黨籍，在黨組織已經和他切斷聯系的情況下，他還知道電台隱藏地。趙尚志和高慶有很有可能同為國際情報機構工作，否則，他不可能會在第一時間通知電台轉移。馮仲雲說趙尚志曾到同江做國際間諜工作是完全有根據的。
這使筆者想到趙尚志從事地下工作有可能接受過秘密訓練。
前不久，趙尚志的外甥李龍給筆者寄來了趙尚志在許公中學念書時的同學王語今於1941年4月在重慶撰寫的《趙尚志》一文。在這篇類似於趙尚志傳記的文章中提到過他從黃埔軍校回到東北后曾從事過秘密工作：“東北易幟之前，在東北還沒有能夠有公開的國民黨的活動之前，在東北已經有一些苦干的戰士做秘密工作，主要的有三個人，趙尚志、戴××和張××。”文章還提到趙尚志回到東北后曾經去南京接受過秘密工作的訓練：“幾個月之后，他自感傷愧之余，便又束裝入關。據他后來講，他是到南京去過的。的確，自那次回來之后，他比以前是不同了。他個人的政治水准，漸見提高，乃是在他從南京回來之后，至於他能夠精確地認識了一向為他所不曾學習到的東西，那確在以后才有的事。廣東和南京先后給予他的，實在是他以前在‘許公時代’所幾曾夢想而始終未能獲得的東西。廣東給了他理論上的基礎，南京卻更給了他實踐中的經驗和方法，尤其是在秘密工作中的技術。”
文章還提到，趙尚志在第二次返回東北后，“他個人的行動也秘密起來，出現了他所領導的組織。他給朋友寄發信件的地址也常常變為吉林省的各城縣了——總之，他的組織能力已經開始發揮，個人的影響也在緩緩地然而卻是堅決有力地向前開展著”。王語今在文中明確地說：“事實上，這也正是他招來逮捕的主要因素。”意即，趙尚志到南京接受訓練是在1927年被逮捕之前。
1930年1月，趙尚志受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的派遣，與李維舟、郭慶芳（他們三人為一組）等10人分批由沈陽經大連去上海，參加中央訓練班（第10期）學習。3月，趙尚志在上海學習結束，乘輪船先返回大連，后又回到沈陽滿洲團省委。對於劉少奇派遣趙尚志等去上海訓練班學習一事，在劉少奇奉調離開東北回上海后，新的滿洲省委召開會議，斥責派遣干部去上海訓練班學習，“人往中央送是要不得的，是取消組織的辦法”。對此，劉少奇在1930年4月9日的一份文件中認為派學生去上海是必要的，絕不是取消組織。他說：“我在上海和中央商量的結果，是要滿洲多派些學生來訓練，當時確定的名單有6個人，並說明了條件不能太嚴，滿洲可以多派幾個來，同時有好幾個訓練班向我要人（職運、組織、電信、特務）。我回到滿洲將組織名冊全部清理，確定了20人的候選名單，調到省委考查后陸續派到中央（派去10名，有3名被退回）。訓練班回去的同志結果都很好……效果作用也比較大。”從趙尚志等學習的內容來看，有兩項是“電信、特務”內容，這些都是從事秘密工作不可或缺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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