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應旺
文接屈原、賈誼
《楚辭》是繼《詩經》之后中國古典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又一個大源頭。毛澤東終生酷愛屈原、賈誼等人的《楚辭》，尤其酷愛屈原的《離騷》。
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毛澤東在《講堂錄》中用工整的小楷抄錄了《離騷》、《九歌》全文。在《離騷》正文的上方，還寫有他對各章節內容的理解與概括。
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更是經常讀《離騷》、讀《楚辭》。1957年12月，毛澤東要身邊工作人員把各種版本的《楚辭》，以及有關《楚辭》和屈原的著作盡量收集給他，大約有50余種。1958年1月13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便條中寫道：“我今晚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悟，心中喜悅。” 1959年、1961年他兩次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楚辭》，還特別指明要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辭集注》。在此期間毛澤東外出帶去的各種書籍中，也有《楚辭集注》和《屈宋古音義》。
毛澤東不僅愛讀《楚辭》，精通它，而且善於應用它。1954年10月26日，來華訪問的印度總理尼赫魯離開北京前夕，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辭行。毛澤東當場吟誦了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這兩句詩出自《楚辭》中屈原的《九歌·少司命》。這是毛澤東對《楚辭》運用之妙的一個例子。
晚年毛澤東仍在孜孜不倦地研讀《楚辭》，運用《楚辭》。1972年9月27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和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會見結束時，毛澤東將一部裝幀精美的《楚辭集注》作為禮物，贈送給田中角榮首相。那是南宋朱熹收錄的《楚辭》和對《楚辭》注釋的一本書。
毛澤東詩詞更是直接受到《楚辭》的影響，接承《楚辭》浪漫、奔放、瑰麗的藝術特點並發展之。
據張貽玖先生在《毛澤東讀史》中介紹，毛澤東在《新唐書》馬周給唐太宗的奏折旁批注道：“賈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毛澤東對賈誼、馬周之文，喜就喜在一個朴實，“切中當時事理。” 1959年8月16日，毛澤東在《關於枚乘七發》一文中寫道：“后來‘七’體繁興，沒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選所收曹植《七啟》、張協《七命》，作招隱之詞，跟屈、宋、賈、枚唱反調，索然無味了。”毛澤東的文章既文採飛揚，又質朴無華，具有恆久的生命力。這也同他的詩詞一樣，吸取了《楚辭》的精華。
毛澤東不僅自己愛讀、愛用《楚辭》，而且在黨內和他的朋友中提倡學《楚辭》、用《楚辭》。毛澤東對周世釗、蔣竹如說：《楚辭》“有一讀的價值”。他還勸張治中讀《楚辭》，並說：“那是本好書，我介紹給你看看。”1958年1月中央南寧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批示印發《離騷》給與會者。在1月16日的講話提綱中，他說學《楚辭》，要先學《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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