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震將軍主持總后整頓工作

“這些‘謠言’，聽說有的是主席講的，搞不清，怎麼查呀？”

隨著工作的逐步展開，張震面臨著一個最麻煩的問題：當時，總后機關對干部的看法不盡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怎麼辦？張震心裡也犯嘀咕：“我初來乍到，心中底數不多。”於是，他決定抓一下總后機關的干部隊伍建設，擠時間到一些單位了解情況，找一些干部談心，爭取多一點發言權。

1975年下半年，在張震等總后領導班子的努力下，總后的局面不斷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就在這個時候，情況起了變化，形勢發生逆轉。11月份，“四人幫”操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極少數人，發起了“教育革命大辯論”，矛頭指向鄧小平。面對如此重大的政治風波，張震等人站穩了腳跟，正如他所說：“總后黨委的多數同志是有不同看法和疑慮的。”在一次會議上，張震見到了鄧小平。由於是特殊政治環境下的見面，張震印象特別清晰：“他雖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堅毅。我問他身體好吧？他說：還好。我說：您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沉思著，沒有接我的話題。我想，他一定有很多難處。談話沒有繼續下去。”雖然沒有深談，但張震的真切關心，無疑打動了鄧小平。

后來，“教育革命大辯論”愈演愈烈，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上綱的“調門”就更高了。江青等人到處插手，誣陷鄧小平，迫使整頓軍隊的工作停頓下來。這場不得人心的“運動”，也嚴重干擾了總后的工作：“總后黨委原來設想的工作安排，都難以按計劃進行。”總后的整頓工作，也陷於停頓！！

對於形勢發生這樣的急劇變化，張震思想上是有准備的：“因為葉帥找我談話時，曾經交過底。”對“四人幫”的一些言行，張震和一些同志進行了抵制。在總后召開的紀念長征勝利40周年大會上，張震著重講了紅軍長征的重大意義，講了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講了后勤戰線應該如何繼承與發揚紅軍的光榮傳統。講話中，他還傳達了毛主席對鄧小平“人才難得”的評價，這在“批鄧”已經形成狂瀾的形勢下，真正是難能可貴！

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去世后，“四人幫”更加猖狂地進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2月下旬，按照上級的要求，軍委辦公廳組織三總部領導到清華大學看大字報，由總參第一副總長楊成武帶隊。在清華大學的黨委會議室，遲群、謝靜宜介紹“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經驗”，大放厥詞。參加這樣的“經驗會”，張震非常窩火：“聽著他們的胡言亂語，又不便當面駁斥，心裡很不痛快。”

江青一伙極力詆毀周總理的光輝形象，對悼念周總理的活動進行各種限制，明令不准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吊唁，並責成各單位負責。於是，張震等決定在總后大禮堂為周總理設立靈堂，組織所屬人員佩戴黑紗，分批吊唁，以表達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之情。

當時，“四人幫”把社會上流傳的對他們不滿的言論（比如，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著江青，向在場的政治局成員表示：“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當做“政治謠言”，嚴令各單位“追查”。顯然，一旦查到誰頭上，誰就得遭殃。於是，張震就給曹思明副政委打招呼：“這些‘謠言’，聽說有的是主席講的，搞不清，怎麼查呀？”於是，總后的“追查政治謠言”的活動，也就不了了之。回憶往事，張震自己也感到欣慰：“我們用這種辦法，保護了一些干部群眾。”

1976年10月4日，張震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陳錫聯，到唐山地震災區慰問搶險救災部隊。5日下午，在返京的飛機上，陳錫聯悄悄地告訴他，毛主席生前在接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之后，曾給華國鋒同志寫了三句話：“慢慢來，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沒有想到，第二天即10月6日的晚上，中央政治局順應人民的意願，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對於逮捕“四人幫”之前陳錫聯對自己講的話，張震事后仔細回味，認為“不同尋常”：“后來，我沒有再同錫聯同志聊過此事，不知他當時是否知道中央高層決策的情況。但我聯系當時的形勢，覺得這三句話很有分量，錫聯同志此時向我透露，也不同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