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震將軍主持總后整頓工作

“我總覺得，這樣處理問題，是從黨的利益出發，是對同志負責。”

那個時候，總后的領導班子不夠健全。1977年夏天，鄧小平曾同張震談過加強總后領導班子，“說軍委正在考慮政治委員的人選，其中一位是王平，想聽聽我的意見。”張震表示，服從軍委的決定：“如果征求我的意見，王平同志能來更好一些。因為他政治上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作風民主，而且我倆共事多年，完全可以配合好。”（兩人一起主持南京軍事學院工作，張任院長，王任政治委員）

關於部長的人選，當時軍委也在考慮。張震認為，廬山會議上受到牽連的洪學智，這時已經“解放”回京，是總后理想的部長。1977年8月下旬，他為此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經楊勇副總參謀長轉呈。信中，他誠懇地表示：“洪學智同志到后勤工作是適宜的。他有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經驗與以后后勤建設經驗，建議軍委予以考慮。”至於個人，他表示願意“仍回武漢軍區協助軍區領導做部分軍事工作”。在信中，他還對總后副職干部的調整提出了建議。后來，黨中央和軍委另有考慮：洪學智到國防工業辦公室任主任。

1977年12月，中央軍委任命王平為總后勤部政治委員。次年2月，中央軍委又任命張震為總后的部長。在黨內，王平任總后黨委第一書記，張震為第二書記。

經過這次調整，總后領導班子的思想更加統一，領導力量明顯加強。張震等決心要貫徹鄧小平上述重要批示精神，在繼續抓好揭批“四人幫”斗爭的同時，解決在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斗爭中遺留的問題，分清是非，團結同志，徹底摘掉總后“老大難”的帽子。

為了深入發動群眾，張震等先后召開了4次萬人大會，廣泛宣傳要把林彪和“四人幫”捆在一起批，要把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重大問題串在一起查。同時，他們採取必要的組織措施，對那些與兩個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牽連的干部，根據其問題大小、態度好壞，區別對待：有的停職審查﹔有的停止工作，交代問題﹔有的暫不參加黨委領導。這樣，消除了群眾的顧慮，有利於盡快把問題查清楚。

對於一些問題較多的單位，他們敢於掃除障礙，大膽解決問題。比如解放軍總醫院，由於它的特殊性，林彪、“四人幫”都曾竭力插手，成了“文革”中的“重災區”，問題比較多，也比較復雜。根據葉劍英的指示，他們派出一位副部長和一位副政治委員，帶領20多人的工作組，深入總醫院，查清了個別人按照林彪一伙的旨意，利用醫療手段迫害高級干部的問題和其他一些重大問題。結果，總醫院的揭批查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很快就改變了形勢，工作面貌也起了很大的變化。

在揭批查運動中，張震等遇到的一個比較難辦的事，就是如何處理總后領導班子內個別同志的問題。一方面，張震客觀地指出：“這位同志在我黨同‘四人幫’的斗爭中確有錯誤。”“當時，上面對他的問題看得比較重，說他的核心問題是一屁股坐在某人一邊，並且不斷催我們報材料。”另一方面，他又堅決主張慎重行事：“根據掌握的情況，我認為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對於這位同志的錯誤，既要嚴肅地進行批評、幫助，但又不能匆忙戴帽子、定調子，同時還要全面地歷史地看待一個干部。因而，我在總后工作期間，一直沒有對他的問題作結論，經我審閱、上報的有關材料，也只是擺事實，用事實來說明問題。”這樣，上面曾嚴肅批評張震上送的材料：這是“披頭散發”，看不出重點。可是，張震不為所動：“我總覺得，這樣處理問題，是從黨的利益出發，是對同志負責。后來的實踐也証明，這樣做對黨的事業較為有利。”

由於“文革”中總后的情況比較復雜，清查與林彪、“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涉及到的干部比較多，高達3000余人。對於這些干部的處理，張震等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於絕大多數人，隻要講清了問題，吸取了教訓，就及時予以解脫。到了運動后期，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只是極少數。另外，他們邊清查、邊調整，選拔了一批政治表現好、年富力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同志進入軍、師兩級領導班子。總后的揭批查工作，得到了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