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震將軍主持總后整頓工作

“張震懂得在思想路線上進行撥亂反正，這個部長懂政治！”

“文革”中，由於林彪、“四人幫”一伙在總后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有段時間，張震天天都收到大量要求平反的信件，天天都有來訪的干部、群眾。有時，他在大院裡走著，突然就有人跪在面前，高聲喊冤，申訴自己或親人遭受迫害的情況。為了盡快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總后專門成立了甄別平反辦公室，集中審理，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進程。在總后黨委領導下，總后所屬單位分別給2754名干部、群眾和113個假集團案平了反。

1978年11月22日，總后在首都體育館隆重召開了平反昭雪大會，與會人數達1.3萬多人，大會由張震主持。在這次大會上，公開宣布為李聚奎、洪學智、饒正錫、賀誠、湯平、彭嘉慶、李耀、李雪三、傅連璋等829人平反昭雪。遭受過迫害的同志悲喜交集、熱淚盈眶，紛紛表示：是黨給了自己第二次政治生命，一定要努力為黨工作，為后勤建設再立新功。

回顧總后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張震曾經說過：“事情過去20多年了，今天來看，這樣處理問題比較穩妥，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同時，調整了各級領導班子，端正了組織路線，激發了廣大官兵獻身四化建設的積極性，為我軍后勤建設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如果說，總后搞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錯案，是從組織路線上進行撥亂反正，那麼，廣泛開展真理標准的討論則是從思想路線上進行撥亂反正。從某種意義上講，后者的意義更為深遠。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圍繞這篇文章，黨內出現了尖銳爭論，並由此引發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引起了張震的關注：“我仔細閱讀了這篇文章，覺得它闡述的觀點是對的。我認為，既然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不怕接受實踐的檢驗。我和王平政委就此交換過看法，一致持贊成的態度，表示要出來講話，支持真理標准的討論。在總后黨委常委會議上，我們多次表明了這一立場。”

從當時總后機關、部隊的思想狀況看，有些同志受“兩個凡是”的束縛，對實事求是地修正毛主席晚年的一些錯誤觀點，改正毛主席晚年所做的某些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決定，有些想不通，個別人甚至有抵觸情緒。於是，張震、王平在總后黨委召開的多次會議上，針對干部隊伍的上述思想狀況，反復講清真理標准討論的重大意義，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旗幟鮮明地支持真理標准的討論，帶頭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轉變作風，做好工作。當時，這在全軍大單位中是比較早的。因此，王平逝世后，在經軍委審定的《王平同志生平》中，專門寫上了這件事。在這件事上，張震同樣也值得稱道。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張震被分在東北組。陳雲也編在這個組，大家討論得很熱烈。12月4日的小組會上，張震再次談了自己對真理標准討論的認識：“我認為，我們跟隨毛主席南征北戰幾十年，對毛主席有著極其深厚的感情，在革命實踐中深切地認識到，毛主席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他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但並不是說毛主席沒有缺點和錯誤，我們不能要求他的每條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確。在戰爭年代，毛主席作出戰略決策，從來都是根據實際來決定的。當情況發生變化時，他總是及時改變決心，修改計劃，作出合乎客觀實際情況的決定。就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主席發現自己的決定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時，也能夠及時改變。這樣的例子也不少。”看到小組發言簡報，鄧小平稱贊說：“張震懂得在思想路線上進行撥亂反正，這個部長懂政治！看來，總后的思想路線也對頭了！”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之后，緊接著召開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公報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這場討論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在“這場討論”中，張震代表總后發出了正確的呼聲，表明總后的全面整頓成效顯著！

1980年1月，張震調任副總參謀長，一干就是5年﹔1985年4月，他受命創建國防大學，並當了7年校長﹔1992年10月，他又當選軍委副主席，為江澤民“當參謀、當助手”，又為人民軍隊拼搏了5年，並書寫了個人軍旅生涯的輝煌！

回顧自己軍旅生涯的不斷進步，張震這樣說過：“在總后的近5年艱苦工作，使我應對、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不斷提升，為我進入戰略決策層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