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與《華商報》的創辦

運籌帷幄：籌劃創辦《華商報》，為其注冊和確定報頭傾注心血

面對大批的內地知名文化人陸續抵港這一盛況，同時為了宣傳中共的抗日方針和揭露西方列強的“東方慕尼黑”陰謀，廖承志領導下的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決定在香港創辦一份黨領導下的有影響的報紙，以建立一個對外宣傳的據點，讓香港居民和散居世界各地的千百萬華僑、外國友好人士能有機會了解中共抗日政策。1941年2月10日，廖承志給中共中央和周恩來打電報請示說:“現到港文化人相當多。我們決定在港辦一報紙，……以救國會之姿態出現，但不太露鋒芒, 不過我黨重要文件應發表。我想在《新華日報》受壓迫，而港其他報受國民黨收賣的情況下，為沖破他們的封鎖辦這個報，就是其生命隻有幾個月也是有意義的。如何盼示。”

2月中旬，廖承志在得到周恩來的電報復示后，即開始付諸實施。根據周恩來的復示，廖承志邀約了鄒韜奮、范長江、夏衍、喬冠華、金仲華、胡仲持、羊棗、張明養、惲逸群等人，開會研究辦報的具體事宜。按照香港政府當時的規定，要在香港辦報或者出周刊，都得先向港英政府注冊，一定要有一個有威望的香港人做“法人”，同時還要先付2000元港幣的“按金”，這在當時實在是不容易！廖承志很快就找到自己的表妹夫鄧文釗幫忙。鄧文釗是何香凝的侄女婿，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碩士。在廖承志的啟發下，鄧文釗的思想不斷得到升華，逐步認識到, 要救國救民於水火隻有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於是，他不顧風險，毅然接受中共委托，把任職的華比銀行和經營的崇德堂, 供作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通訊處和接受華僑抗日捐獻的聯絡站。為了辦好中共在香港的這份報紙，鄧文釗很快請求哥哥鄧文田作為辦報的“法人”。鄧文田是香港華比銀行的買辦，屬於很有聲望的人，“按金”也由他墊付。辦報的具體事務則由鄧文釗負責。1946年《華商報》復刊后鄧文釗再次出任董事長，為祖國的抗戰事業作出了貢獻。

至於報名，則定為“華商報”。為什麼不起個“先鋒”、“前進”或“救國”之類的名字，而稱“ 華商”呢？當時確定這個報頭確實讓廖承志頗費了一番心思：香港主要是靠轉口貿易來維持其繁榮的經濟，因而商人是港英當局賴以支持其殖民主義統治的社會基礎﹔換句話說，在香港這樣的商埠，如果撇開商賈，實質上也就失去了繁華的基礎，如果報名直接可以看出是張黨報不但會招致各種反對勢力的圍剿，而且發行一定會受到限制，不容易在香港立足。同時，鄧文田是商人，報刊名稱最好不要有政治色彩。基於這樣的考慮，這張報紙以《華商報》冠名是最合適不過的了。確定報名之后，廖承志還特意吩咐負責同志收集了海外華僑極為崇敬的孫中山先生寫的“華”、“商”、“報” 三個字的墨跡，拼起來做了報頭。用孫中山的墨寶拼成的報頭，較易得到廣大香港市民和海外華僑的支持，國民黨右派也無借口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