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與《華商報》的創辦

力挽狂瀾：處變不驚地應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對《華商報》的破壞

經過兩個多月緊張忙碌的籌辦工作，中共在香港的喉舌《華商報》終於在1941年4月8日創刊了。它是對開四版一大張的晚報。其創刊號頭版正中位置還刊載了香港大資本家何東爵士的題詞：“喚醒僑胞”，以增加華僑商人的味道。報紙由鄧文田任督印兼總經理，其弟鄧文釗(解放后曾任廣東省副省長) 任副總經理。廖承志邀請范長江任社長，張友漁為總主筆，廖沫沙為編輯部主任，陸浮、張惠通分別擔任採訪部、營業部主任。並確定夏衍負責文藝版，鄒韜奮執筆撰寫民主運動方面的社論，在此基礎上成立社務委員會，政治上由廖承志統一領導。廖承志在燈下擬出這樣的發刊詞：

“我們在這重要的時候，處身在遠東大局的神經中樞香港，深深關切著祖國的使命。祖國正在艱危的奮斗中，向著民族解放的目標前進。怎樣才能達到這一目標？這是有賴於中華民國每一兒女，不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一致繼續不懈的努力的。……因此，我們原本上述的信念，在抗戰的過程中，就海外輿論界的崗位，擔當起號召，推動的任務……”

事實上，在抗戰時期，除了重慶的《新華日報》以外，此時的《華商報》是中國共產黨創辦領導並公開發行的又一日報。《華商報》實質上擔負著中共在香港進行對外宣傳抗日的重要使命。因此，從創刊起，該報就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向廣大華僑宣傳中共的團結抗日主張，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殘害人民的行徑，並以其翔實的內容，鮮明的立場，透徹的分析，生動的文筆，獨到的見解，以及精辟的國際評論，名人薈萃的文藝副刊，吸引著海內外眾多讀者，在海外僑胞中享有很高聲望。

要聞版刊登的國內政治形勢的真實情況每天一篇社論傳達共產黨的聲音，及時反映海外僑胞的意願，經常刊登反映國內外真實情況的通訊，以及有關華北、華南地區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日的報道。此外設有大大小小的言論、雜文，與社論形成相呼應之宣傳效果。還有每周一篇喬冠華的《國際一周》和張鐵生的《酬州閑話》，對國際形勢的動蕩變化，分析得有理有據，讓人心服口服。還有接連不斷刊登反映現實斗爭的作品，如鄒韜奮的《抗戰以來》、茅盾的長篇連載《如是我見我聞》、范長江的長篇通訊《祖國十年》，千家駒的《抗戰以來的經濟》等，在讀者中影響都很大。該報除了在香港和內地發行外，還銷往新加坡、檳城、越南等地，銷售量達一兩萬份。

《華商報》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無情揭露，很快就激怒了國民黨頑固派及其特務機關。他們經常搗亂、破壞。為此，廖承志曾在5月18日致電周恩來並書記處, 作出這樣報告: “自該報(即《華商報》)出版后，國民黨特務機關多方搗亂，如破壞承印及收買報紙，不許買《華商報》，曾因此，發行數量由一萬份降到二千余份……”面對這種形勢，廖承志處變不驚，體現出了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和豐富的斗爭藝術。他經常深入報社傳達黨的指示，繼續親自約請知名文化人及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著名愛國人士為《華商報》撰稿，呼吁團結抗日。同時請文化名人在香港《光明報》、《筆談》、《抗戰文學》等左翼報紙上發表署名文章揭露國民黨的丑惡行徑，以努力擴大影響，廣泛爭取海外華僑及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將國民黨的破壞造成的影響降低到最小。廖承志還積極奔走，爭取華僑對《華商報》提供工作上的支持。著名華僑陳嘉庚在廖承志的感召下，得知《華商報》的困境后，毅然派員從南洋趕赴香港開辦印刷公司，專門承印《華商報》。懾於陳嘉庚的威望，國民黨特務再也不敢隨意對《華商報》進行破壞。《華商報》由此又得以起死回生。

廖承志之所以能在抗戰時期成功創辦《華商報》等抗日報刊，與香港報人建立團結合作、共赴國難的合作關系，一是與其豐富的報人經歷有關，1936年底廖承志曾主編《斗爭》雜志，1937年4月又擔任中共理論刊物《解放》周刊的總編輯，因此他對辦報事務很熟悉，與報人有共同語言﹔二是因為香港的出版環境、言論相對自由以及華僑、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三是廖承志平易近人和“樂天派”的性格也使得許多港九報人能與他和睦相處。在抗戰時期，如火如荼的香港報業之所以能在中國抗戰新聞出版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是與廖承志和香港報人之間的榮辱與共的共同奮斗分不開的。《華商報》等抗日報紙成為抗日時期中共駐港機構與港九進步報人聯系的陣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12日日軍佔領了九龍，香港淪陷，香港眾多文化民主人士以及報人在廖承志的策劃下，開始一場敦刻爾克式的大撤退，這就是著名的“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華商報》也於12日發表了最后一篇社論《團結動員抗拒日寇》之后主動停刊。1946年1月4日，在饒彰風的領導下，《華商報》在香港復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