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雷剛
廖承志是我國現代史上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社會活動家和中共統戰工作的元老，其一生與香港有著不可割舍的情緣。早在抗戰剛開始不久的1938年初，中共南方局便對剛滿30歲的廖承志委以重任，令其出任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負責人。在擔任“八辦”主任期間，廖承志致力於團結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積極支援祖國的抗戰事業。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冒著生命危險組織營救駐港民主人士與文化人士的壯舉尤為人們津津樂道。在此期間他還與香港抗戰報人相濡以沫、共同奮斗，開辟各種文化宣傳陣地。其中，創辦《華商報》是抗戰時期廖承志在香港文化統戰工作的杰出成就之一。《華商報》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是中共在抗戰的歷史關鍵時期於香港創辦的第一張中文報紙，是揭露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宣傳中國人民浴血抗戰的號角。
危難之處顯身手：積極關心和解決來港報人的生活
1938年10月，武漢、廣州等相繼失陷，抗日烽火燃向大江南北。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十分嚴峻，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雖然已經進行了3年多，但英國和美國加緊玩弄“東方慕尼黑”陰謀，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繼續採取縱容讓步的綏靖政策，力圖以犧牲中國來換取與日本的妥協，讓日本在解決中國問題后把侵略矛頭指向蘇聯，在這樣的國際局勢影響下，國民黨政府更加緊了進行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動。1941年1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皖南事變，妄圖消滅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迫害民主進步人士，肆意取締民主進步報刊。重慶《新華日報》、桂林《救亡日報》的出版發行遭到諸多阻撓和破壞，后被禁止出版、停刊。至4月底，內地數十種宣傳抗戰的進步報刊被迫停刊，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均被查封。在這種情況下，時任中共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決定將重慶、桂林等地可能遭到迫害的文化界、新聞界著名人士，安全轉移到香港。1941年二三月間，有計劃地到達香港的文化界、新聞界進步人士達100多人。夏衍、鄒韜奮、范長江和梁漱溟等若干不滿國民黨反共分裂政策、不願做亡國奴的文化人士紛紛從內地赴港辦報辦刊。
這些報人、文化人的加盟，使香港報業人才濟濟，香港抗戰報業由此達到了鼎盛時期。但是，由於眾多報人聚居香港，住房、工作、安全等問題一度非常突出﹔國民黨中央委員吳鐵城又指使特務收買投機報人打入香港新聞界，使香港各界報人們的觀點不盡一致，有時甚至互相攻擊。在如此復雜的環境下，為團結更多的報人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廖承志作了大量的工作，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帶領“八辦”工作人員，積極地利用在港的熟人、朋友和其他社會關系，竭力解決好報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安全問題。
廖承志的表妹夫鄧文釗是香港英國華比銀行的副經理，潘漢年的岳父董仲維是香港商會會長和道亨銀行的董事長，他們在上層社會和港府中有許多熟人和朋友。而老地下黨員連貫等人則在華僑及下層民眾中有許多關系網。通過這些上、下層的關系，廖承志領導下的“八辦” 較好地解決了報人們的生活、工作等困難。胡風來港后，廖承志曾上門探訪。廖承志詳細地向胡風介紹了香港方面的情況，以及內地文化界人士撤抵香港后的近況。他說: “蔣介石一手制造的‘皖南事變’，使中共蒙受了重大損失，許多進步的文化界人士亦無辜地遭受迫害。我們現在要充分地利用香港這塊特殊的陣地，團結並爭取更多的在港文化界人士，以形成強大的輿論宣傳陣地。……胡先生的抵港，無疑又強化了我們抗日宣傳的力量，希望胡先生繼續拿起您那如椽巨筆，為中國的抗戰文化再寫華章。”廖承志還抱歉地對胡風說：“其實，在胡先生來港之前，周副主席已經親自打電話給我了，實在因事務纏身，未能親自迎接，請先生見諒。來港后，有關你們全家的生活，我已經安排有關同志負責照料，有什麼困難和要求，盡管提。胡先生，你看這樣安排好不好？”“真是太感謝了! 我們十分滿意。” 胡風夫人趕忙接過話頭，“昨天，我們已經收到你們給的150元港幣，這不，先生這一身西裝就是用你們送來的港幣在舊衣店選購的。穿上它，還蠻精神的，真像個教授了！”廖承志的此次造訪體現出來的踏實穩健、平易近人的中共領導人的風格,給胡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見到這位穩重誠懇的領導人，感到他的作風是那麼親切平易，他的政治品質是讓人信任、敬重的。”若干年后，胡風仍舊記憶猶新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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