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至5日，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團即“三人團”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即史稱的“贛南會議”。會議就根據地問題、軍事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問題展開了爭論。
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幾個中心縣委書記也舉出大量事實來支持毛澤東的看法。中央代表團卻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精神，對中央蘇區的工作橫挑鼻子豎挑眼，進行多方面的批評和指責。
會議批判了毛澤東的三大“錯誤”：
一是把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黨內的事務主義非常濃厚”。
二是“富農路線”。當時王明對地主、富農的態度是趕盡殺絕，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不給他們以生活出路。毛澤東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階級狀況及黨和紅軍面臨的形勢，認為不能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應給其出路，主張土地“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
三是“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認為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后發制人”戰略是“游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御路線”，忽視“陣地戰”、“街市戰”。
會議根據王明所控制的臨時中央的指示，決定撤銷毛澤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會議還決定，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這樣，毛澤東就失去了中央蘇區最高領導人的職位。
后來，為了解決軍事指揮問題，1932年8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興國舉行會議。在周恩來的據理力爭下，會議決定恢復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職。
事情還不止於此。
1932年5月20日，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發來一封長長的指示電，把矛頭直接對准了毛澤東，對他的軍事戰略方針進行批駁。
電報稱，毛澤東在三次反“圍剿”中所採取的戰略是完全錯誤的，是“純粹的防御路線”，是“游擊主義”。電報對毛澤東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評，說：“澤東及其他純粹防御路線的擁護者們的消極態度，將削弱我們的防御力量，不能擴大和鞏固蘇區”，“是當前極大的危險”、“主要的危險”，“是過分估計與夸大敵人力量，是純粹防御路線”，是“紅軍中游擊主義的壞的殘留”。
電報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要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毛澤東“贊成積極斗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進攻路線，爭取黨和紅軍說服他的防御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
這份電報清楚地表明了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如果不轉變立場，轉到王明路線上來，那就要作為“主要的危險”而予以清除。
王明遙控的臨時中央之所以接二連三地發電、開會，批評毛澤東的主張，一是想借此打擊毛澤東，削弱他的影響，另外也是錯誤估計了敵我力量，盲目聽從共產國際指令的結果。他們不了解根據地的實際情況，盲目樂觀地估計革命形勢，主張進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在和敵人對壘時，主張硬碰硬，“先發制人”。
毛澤東基於對革命形勢的正確估計，反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主張在蔣介石統治薄弱的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兩軍對壘時採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必要時放棄陣地，實行退卻，重在保持、發展紅軍的有生力量。這一套靈活的戰術，自然不能為王明、博古等所接受，並被一再指責為右傾，而遭到了批判。
但毛澤東不為所動，他相信自己的判斷，更信服經過實踐反復驗証得來的結論。
這樣，毛澤東與王明臨時中央之間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一場激烈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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