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的紅四方面軍造幣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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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紅四方面軍主力為打破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從鄂豫皖入川，創建了川陝革命根據地。川陝革命根據地總面積約4.2萬平方公裡，人口600多萬，有縣級蘇維埃政權40多個，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重要紅色政權。

1933年11月18日，為了廣泛開展土地革命，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紅四方面軍造幣廠（又稱川陝省造幣廠）在四川省通江城郊西寺成立，廠長由時任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即后勤部）部長、川陝省蘇維埃工農銀行行長的鄭義齋兼任。這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各根據地中最具規模的造幣廠，它對於統一根據地幣制、活躍根據地金融、穩定根據地物價、改善根據地人民生活、促進根據地貿易、發展工農業生產、鞏固川陝蘇維埃政權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半年后，為了躲避敵機轟炸，紅四方面軍造幣廠遷移至通江縣得漢城。1934年11月因形勢所需，又遷至旺蒼縣黃洋鎮爛槽溝。1935年4月，紅軍長征北上撤離時，將鑄幣機器沉入旺蒼壩東河亭子沱和馬家渡口深潭，歷時17個月的造幣廠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比中央紅軍創立的井岡山紅軍造幣廠還多堅持了一年。

如今，紅四方面軍造幣廠遺址及生產的各類貨幣，作為珍貴的紅色歷史文物，已經成為川陝蘇區紅色政權的象征，成為那段紅色歲月的歷史見証，在中國革命貨幣史上書寫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誕生於戰火之中

20世紀30年代初期，四川軍閥連年混戰，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大小軍閥各霸一方，四處設廠造幣，舊政府、銀行、商會又濫發紙幣強行使用，貧苦老百姓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紅四方面軍入川時，隻帶有少量鄂豫皖蘇維埃一元銀幣和紙幣，僅供軍隊內部使用。由於沒有發行和使用蘇維埃政權的法定貨幣，致使紅軍給養、蘇維埃政府財政收支和根據地經濟發展均受到嚴重制約。

為了幫助川陝根據地軍民度過艱難的歲月，在攻佔通江不久，紅軍即著手建立川陝省蘇維埃工農銀行及造幣廠。

1933年1月，紅四方面軍襲擊了陝西“南大門”的鎮巴縣，繳獲了川陝邊游擊司令王三春部制造銅元的機器以及部分銅料。同年8月，又一舉端掉了四川軍閥楊森在營山的造幣廠，將包括石印石版的全部物資從羅江口用船運到了通江城。緊接著，又攻佔了川軍諸侯李家鈺建在南部縣謝家河的造幣廠。然而，由於造幣設備不全，技術人才奇缺，正規的造幣廠一時還無法建立起來，僅能在一些作坊制造批量很小的紙幣和布幣，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壯大的紅色政權需要。

1933年2月，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公布了《川陝省蘇維埃組織法》，確定設立工農銀行，“制造蘇維埃貨幣，統一幣制，流通蘇區金融，實行對工農的低利息和無息借貸，幫助合作社發展”。

1933年10月17至27日，紅四方面軍抓住敵人兵力分散、后方空虛的有利時機，秘密集結主力10余個團發起了宣達戰役，打擊盤踞在宣漢、達縣、萬源、城口等地的國民黨軍第二十三軍，重創了四川軍閥劉存厚部，斃俘4000余人，繳槍8000余支、火炮36門、電台2部、子彈500余萬發、銀元100多萬元、布匹20萬匹、棉衣2萬余套，蘇區向東擴展約150公裡，將通南巴地區與川東游擊根據地完全連成了一片。紅四方面軍由入川時的1.5萬人擴展到8 萬多人。

劉存厚是四川簡陽人，早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歷任重慶鎮守使、四川護國軍總司令、四川督軍等職。1924年，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川陝邊防督辦，盤踞達縣、宣漢、萬源、城口地區達10年之久。劉存厚在達縣建有佔地約600畝的兵工廠和造幣廠，工人近千人，機器設備140多台，其造幣廠的規模、設備、技術力量在軍閥造幣廠中首屈一指。

尤為可喜的是，由於敵人倉皇逃竄，劉存厚耗巨資建立的兵工廠、被服廠、造幣廠全部落入紅軍之手，計有各種機器138台。其中，屬造幣設備的有英、德、日造的大圓車、碾片機、印花機、滾邊機、搖光機、制模機、銀爐、磨光工具等，另有銅磚800余塊，每塊重45－50公斤，雜銅1萬多公斤，濃硫酸、硝酸100余缸，每缸重50－100公斤，進口鋼材5000公斤，焦炭1萬多公斤。

為了將這些機器設備搬運到根據地，時任川陝省蘇維埃工農銀行行長鄭義齋和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張琴秋動員了5000多名根據地軍民，肩挑背扛、水陸兼程，行程150余公裡，將這些機器設備運回通江。鄭義齋親自出面，動員原造幣廠的技師工人到根據地工作，並組織他們負責設備的拆卸和安裝。

1933年11月18日，紅四方面軍造幣廠在通江城郊西寺成立，開始生產和發行川陝革命根據地貨幣。據史料記載：紅四方面軍造幣廠成立后，日產銀元大約七八百元，銅元約5000枚﹔石印局的紙幣和布幣生產，用石印機3至8架，每架日產量約9000張。到1935年8月，共發行貨幣200萬元以上，其中銀元50萬元以上，銅元30萬元以上。銀幣和銅幣的鑄造和發行量之大，居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各根據地首位，為突破敵人的經濟和軍事封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