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作家陳登科和他的長篇巨著《風雷》

從《櫻桃園》到《風雷》

1950年末，陳登科來到北京，進入由著名作家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期間，他在丁玲的親自指導下，創作出版了小說《淮河邊上的兒女》。1951年７月，《活人塘》經陳登科進一步加工修改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這部歌頌軍民血肉關系的現實主義力作，不僅轟動了新中國文壇，而且被譯成英、日、法、德、俄等10多種文字出版，從而奠定了陳登科在我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專門報道了陳登科的不平凡經歷，時任國家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周揚撰寫的題為《陳登科和他的小說》一文也同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對他的大眾化文藝創作給予充分肯定和熱情鼓勵。

1953年春，陳登科從中央文學研究所畢業，他仍按照自己的創作老路，深入群眾，來到社會主義建設第一線，參加了安徽佛子嶺水庫工程建設，並擔任六工區教導員。在那個火熱的年代，陳登科一邊與水庫建設者們一起忘我工作，一邊創作出版了40萬字的長篇小說《移山記》。這是他寫長篇小說的首次嘗試，標志著他已不再是隻能用地方土語寫戰爭故事的工農作家了，而是能夠架構長篇巨著，描寫他過去接觸不多的知識分子、工人及形形色色人物的真正意義上的作家了。

次年，陳登科先后來到安徽省阜陽地區颍上縣和以盛產櫻桃而聞名於世的太和縣，在這裡開始構思一部題為《櫻桃園》的長篇小說。

1956年夏，陳登科赴北京出席黨的八大，住在前門飯店。有一天，他的好友、時任中國青年出版社（以下簡稱中青社）編輯室主任江曉天前來探望。聊天中，陳登科對江曉天說起自己正在構思的《櫻桃園》的故事梗概：一個在淮海戰役中負傷、被抬擔架的老貧農冒死救出的解放軍戰士，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國后，當了連長。轉業后，他要求到地方工作。為了尋找那位老貧農並報答救命之恩，他選擇去淮北地區工作，帶頭創建農業合作社的故事。由於俄國作家契訶夫有個話劇劇本也叫《櫻桃園》，所以江曉天建議陳登科把小說標題改一下，陳登科遂決定將小說改名為《尋父記》。

1958年冬，陳登科開始動筆創作這部小說，期間在合肥、蚌埠、黃山、濉溪等地斷斷續續地寫，直到1960年5月底在宿縣寫成70章。當時由於中青社派人來催稿，陳登科便整理出其中60章，用鉛字打印出來，作為小說第一部交來人帶回中青社。社領導看了小說稿后認為，《尋父記》是寫農村階級斗爭的，恰好符合當時的形勢需要，遂決定把它作為重點書稿來抓。陳登科接到中青社的電報后，立即赴京從事修改工作。他和江曉天等共商修改事宜，採取流水作業，交錯進行。江曉天每看完三五章，就送給陳登科，談談具體意見，並出點主意讓他進一步補充修改。到1963年底，這部小說全部脫稿，交出版社發排印本時，正式改名為《風雷》。

為了廣泛征求意見，中青社除了將《風雷》排印本分送安徽省委各位書記和中央辦公廳地區研究組各位同志外，還給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譚震林和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林默涵及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各送了一份，請他們審閱。陳登科根據上述各方面反饋的意見，又用了3個月的時間，對小說作了第二次修改。1964年5月，由時任《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題寫書名、長達60余萬字的《風雷》（上、中、下三冊）由中青社公開出版發行，第一版就印了9萬冊。后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多次予以出版或再版。

陳登科后來在談及《風雷》的創作心態、思想時，說：“《風雷》起源於1958年我寫的《櫻桃園》，本是歌頌大躍進的書。故事講的是復轉軍人祝永康在淮海戰役中負傷，是淮北的父老鄉親，用自己的生命救了他。祝永康復員后，來到淮北舊戰場尋找救他的人，就是尋父，安家淮北，和淮北人民一起在大躍進中建設共產主義新農村。可是大躍進失敗了，變成了災難，隻好寫災難了。可是直接寫災難，根本通不過。我隻好把故事發生的時間，推到1954年底，淮北當時也鬧了災。1962年中央召開了七千人會議，總結三年困難時期的教訓時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們的一些干部背叛人民，欺壓人民，我就要鞭笞這些無恥之徒。我們有許多為人民講話的干部挨整，我要為他們鳴冤。我要告訴大家，是人民用生命幫我們打下天下，勝利了，我們不能忘本，所以安排了尋父的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