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坤靜
陳登科，當代著名作家，曾任安徽省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安徽省分會主席，著有長篇小說《活人塘》、《杜大嫂》、《雄鷹》、《風雷》等。他從識字寥寥的青年農民，到游擊隊戰士，最終成長為寫下800萬字文學作品的著名作家，他的傳奇經歷堪稱我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奇跡。那麼，他究竟有著怎樣的傳奇人生，又是如何寫出代表作長篇小說《風雷》的呢？
抗日走上文學路
陳登科於1919年４月５日出生在江蘇省漣水縣上營村小興庄的一個貧苦農民家裡。由於家境貧寒，他直到12歲進私塾時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少時的他曾經貪玩任性，懶於讀書，令父母、先生大為失望。一次，因背不出先生要求背誦的字、詞、句，他又像往常一樣，被罰跪在地。膝蓋疼得實在受不了，他便舉起硯台向先生砸去，然后拔腿跑回了家，結果被父親用掃帚沒頭沒臉打了一頓。之后，他被拽回學校向先生賠罪，先生直搖頭，說：“你隻能放豬，不能讀書。”這樣，他隻念了一年多私塾，就帶著“朽木不可雕”的恥辱告別了學堂。
陳登科不愛讀書，卻迷上了聽書。當地的老人都喜歡講鬼故事。農閑時，人們一吃罷晚飯，就在黑燈瞎火中圍坐在一起講故事，說得有聲有色，活靈活現，讓陳登科聽得入了迷，天天巴望著這個時刻的到來。這些故事的內容相當廣泛，除了諷刺財主、挖苦教書匠、罵和尚的，就數談鬼說狐的故事多，有時聽得陳登科毛骨悚然，但他依然愛聽。
1937年秋，因父母相繼去世，了無牽挂的陳登科毅然投奔了漣水縣抗日游擊隊。他在游擊隊裡摸爬滾打，很快鍛煉成長為一名作戰勇敢、能雙槍連發的神槍手，由他親手捉住的漢奸超過百人，擊斃的敵偽軍也達60余人，他的名字使敵人聞風喪膽。
一次，時任漣東縣委組織部部長的楊純在崔碼村高萬方家召開游擊隊干部會議，研究如何開展反“掃蕩”斗爭。這時，一隊日軍前來“掃蕩”，突然逼近庄頭。情急之下，楊純把公文包塞進灰堆裡，迅速率領大家撤到南集大石庄。他原以為敵人“掃蕩”后就會返回城裡去，未曾想，敵軍當晚卻住在了村裡。楊純急得直冒冷汗，萬一公文包裡黨的秘密文件和干部名單落入敵手，就會給地方黨組織和游擊隊造成重大損失。此時唯一的辦法就是連夜派人潛回崔碼村把那個公文包取回來。但派誰去執行這個危險的任務呢？有人向游擊大隊長趙靜塵舉薦了陳登科。
當夜暴風驟雨，泥濘難行，陳登科翻溝過河，機智地避開日軍的崗哨，潛入村裡，找到了公文包。這時已風停雨息，明月當空，他敏捷地繞開崗哨，躍過壕溝，沖出村頭，不料驚動了站崗的日軍，身后隨即傳來一陣陣激烈的槍聲，子彈呼嘯著從耳旁飛過，他飛快地消失在叢林中……因出色地完成了任務，陳登科深受領導賞識，不久便調到趙靜塵身邊當警衛員。
在過去的革命工作中，陳登科已吃盡了沒有文化的苦頭，深感沒文化就干不了大事，遂懇求畢業於揚州師范的趙靜塵教他學文化，趙欣然應允。從此，趙靜塵每天教他認幾個字。陳登科也很刻苦，總是利用戰斗間隙不停地用樹枝在地上寫、在牆上劃，每過一個地方，都留下一片字跡，一筆一畫極為工整。這樣天長日久，他已掌握了不少漢字。此后，趙靜塵又教他記日記、寫牆報。那時的牆報是寫在布上的，夜間行軍時，把布卷起來往背包裡一塞，背起就走。部隊打勝仗，有了好消息，或哪個戰士表現好，就把它寫在牆報上。由於經常寫牆報，陳登科被報社的記者發現了，說他把牆報辦得不錯，要他把牆報稿子抄下來寄給報社。於是，陳登科一口氣跑了50多裡路來到《鹽阜大眾報》社駐地，將自認為較好的牆報稿送給一位名叫錢毅的編輯。這篇題為《鬼子抓壯丁》的簡訊很快見報，成為陳登科的處女作。離開報社返回游擊隊時，錢毅送給陳登科兩本書，一本是《怎樣學寫稿》，另一本是現代作家趙樹理的小說《李有才板話》。從此，這兩本書連同那冊《戰士識字課本》，伴隨陳登科轉戰蘇北，度過了他最初的文學啟蒙階段。在那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中，他一邊完成警衛、偵察任務，一邊懷著對生活、對知識的極大熱情和渴望，認真學習寫稿。他的名字開始更多地見諸於報端。
天道酬勤。1945年７月26日，陳登科作為特等模范通訊員被調入《鹽阜大眾報》社當記者，從此可以就近得到錢毅更多的幫助與指導。一次，陳登科和另一位記者被報社派往伍佑戰場採訪。起初，他總是不知如何落筆，感到沒有什麼可寫的東西。但很快他就悟出，自己以前之所以能寫出許多稿件，那是因為身處戰斗第一線，有親身感受，有生活素材。明白了這個道理以后，每逢下去採訪，他總是順著戰壕跑到陣地前沿。有一次，在前線，他看見河對岸敵人的機槍火力壓得新四軍戰士們抬不起頭來，遂從一名戰士手中抓過槍，瞬間就擊斃了敵方的機槍手，戰士們乘機發起沖鋒，取得了戰斗的勝利。過后，戰士們紛紛圍過來，主動向陳登科講述許多戰地故事，從而使他連續撰寫發表了《朱文影模范公民》、《敵人真可惡，殺人還要刀工錢》、《都指望到前線去》、《伍佑戰斗》等通訊稿，受到上級表彰。這年年底，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不久，陳登科下去採訪途經淮安時，看到由少年抗日團體新安旅行團的女團員陳士修創辦的幼兒園，聯想起自己苦難的童年和童年的伙伴，心潮起伏，便認真地採訪了陳士修，撰寫了一篇題為《孩子們》的稿子發表在《新華日報》副刊上。事后，他從別人口中才知道自己寫的那篇文章是“散文”，這算是他的第一篇文學作品。隨后，他在洪澤湖老子山親歷了漣水保衛戰和通榆路反擊戰，便根據自己的親歷親聞和切身感受，寫了一篇《鐵骨頭》發表在《蘇北日報》副刊上。他原本答應人家寫的是散文，結果編輯告訴他寫的是“報告文學”。
身處戰火紛飛的戰爭年代，那波瀾壯闊的戰爭場面、血與火的生死較量、可歌可泣的人和事，無不使陳登科心情激蕩，文思泉涌。於是，他又創作了７萬多字的《杜大嫂》，直至在報紙上連載發表后，他才知道自己寫的是中篇小說。
1947年夏，陳登科以著名的漣水保衛戰為故事背景，開始創作長篇小說《活人塘》。這部小說脫稿時，適逢淮海戰役打響，他被派往新華社華中分社新組建的淮海戰役支前分社當記者。在一個寒夜裡，他和淮海戰役支前分社另一位名叫周軍的記者一起跟隨鹽城縣農民擔架隊，將前線搶救下來的傷員運往一個包扎所。半路上，有個傷員在擔架上語調不清地直喊“冷、冷”，抬擔架的是一個50來歲的老貧農，他聞聲連忙脫下身上那件土改斗爭中分得的棉袍，給這傷員蓋上又跑步前進了。陳登科見這老貧農身上隻剩下一件破單褂了，便隨即脫下自己的大衣給他披上，但那老貧農又推脫說自己跑路不冷。走了一程后，那傷員說要解大便，老貧農又取下腰間的搪瓷碗送到傷員的屁股下，不料傷員連聲喊冷。老貧農慌忙停步，取出搪瓷碗，雙手捧著在胸前焐暖和了，才伸進傷員的被窩，讓他解了大便。大家剛要繼續前進，忽有一架敵機俯沖下來，用機槍來回掃射，老貧農立即伏在傷員身上，結果自己胳膊和左腿中了彈，鮮血染紅了褂褲。安然無恙的傷員摟著老貧農，痛哭失聲地喊道：“爹，我的爹！”陳登科見狀不禁熱淚盈眶，他一邊忙著給老貧農包扎傷口，一邊對周軍說：“這就是我們的人民和戰士！我總有一天要將他們寫進小說，讓后人永遠記住他們。”這些后來都成為他長篇小說《風雷》的創作素材。
淮海戰役結束后，陳登科被調往新華社合肥支社工作。就這樣，他把放在包裡的《活人塘》書稿從蘇北背到淮海，又從淮海背到合肥。那時，錢毅已經犧牲，曾在文學創作上幫助過他的人也都失去了聯系。稿子投往哪裡呢？有人就出主意勸他把稿子寄給《說說唱唱》雜志主編趙樹理。陳登科幾年前就聽說過趙樹理的名字，但他實在不好意思把稿子寄給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對方若是不願意幫自己看稿子，萬一弄丟了怎麼辦？然而，在大家的鼓動下，他還是鼓起勇氣把書稿寄了出去。趙樹理收到書稿后，不但親自看了，還先后請田間、康濯二位編委閱看。當趙樹理把書稿交給康濯時，還特地叮囑他說：“有篇稿子，看來是個工農干部寫的，有的字是打的記號，還要你去猜，把它看完，要費點勁，耐點心，吃點苦頭，不過，是值得一看的。”原來，那時的陳登科因識字數量很有限，在寫作中遇有不會寫的字，就隻得以別字來代替，或者干脆就在稿子上打個記號，而這個記號就需要看稿人去猜測。加之他從淮海前線南下途中，翻了一次車，連人帶稿子翻下了河，那稿子經水一泡，字跡更加模糊，有些地方連作者自己也難以辨認。就是這部宛若天書的小說稿，經趙樹理和其他編委一字一句地認真修改后，於新中國成立之初發表在《說說唱唱》雜志上。趙樹理還給陳登科寫來一封長信：“我看了你的小說之后，覺得內容充實，語言生動，鄉土氣很濃。但是，書中人物還欠精雕細刻，在藝術結構上也不夠完整，希能在它出版之前，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並開了一大串書名，要陳登科一本一本地看，鼓勵他學習要堅持不懈，生活要點滴積累，刻苦鑽研，循序漸進。還表示願與陳登科做個朋友，經常通信，如陳登科願進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他可做個引線人等等。其實，在陳登科接到趙樹理信的前幾天，當時《皖北日報》負責人已接到趙樹理和田間兩人的聯名推薦信，建議報社選送陳登科到中央文學研究所去學習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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