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作家陳登科和他的長篇巨著《風雷》

劫難中創作不息

小說《風雷》出版后，社會反映強烈，一些省（市）、地區把該小說作為“四清”工作的參考讀物，甚至人手一冊。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江青、姚文元一伙，出於篡黨奪權的政治需要，把《風雷》說成是宣傳“桃園經驗”、“在劉少奇親自授意下炮制出籠的”毒草。他們利用所把持的《人民日報》，頻頻發表“安學江”、“宛敬青”等人的批判文章，瘋狂圍剿《風雷》。1967年11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接見安徽兩大派群眾代表時，江青突然宣布陳登科是“國民黨特務”。一時間狂飆驟起，陳登科遭到了滅頂之災。安徽的造反派帶著他們事先編好的黑材料到陳登科的故鄉，到他戰斗過、工作過的地方，逼迫他的鄉親、戰友、同事簽字畫押。在安徽，陳登科被批斗300余場，抄家3次，洗劫5次，《風雷》等一大批手稿被焚毀。

被逼無奈下，陳登科隻得攜家人化裝潛逃北京，住進老朋友王亞梅家。住了一段時間后，他預感到在王亞梅家待不住了，又轉移到儲虹家。他對妻子梁壽淦說：“你仍回王亞梅家，就說我已經走了，明天你叫孩子全回合肥，隻留曉陸（陳登科幼子）在我身邊，看看北京的動向，也好心中有數。”果然，他的孩子白天剛走，造反派當晚就抄了王亞梅的家，王亞梅和梁壽淦被抓走。造反派在街上貼出通緝令，還成立偵緝小組，專門在北京追捕陳登科。為了擺脫造反派的追捕，陳登科寫了一封信，請人到天津去投寄。信是寫給在合肥的大女兒的。他知道，這封信的第一讀者一定是公安人員，第二讀者是造反派，女兒應是第四或第五讀者。因此，信寫得非常簡單：“我已被江青點名，你相信爸爸是革命的。”時隔3天，造反派果然放了梁壽淦，直奔天津而去。陳登科又對儲虹說：“你趕快通知壽淦領著曉陸，不回合肥，從青島去上海，今夜就離開。”梁壽淦走后，造反派的偵緝組也就罷手了。接著，陳登科又寫了第二封信，對儲虹說：“這封信，你替我到武漢寄出，順便再到合肥去一趟，摸摸武斗情況。”儲虹從合肥返京后，告訴陳登科合肥的武斗十分嚴重。此后，陳登科便躲在儲虹家裡，既不與社會接觸，也不與左鄰右舍交往。一晃兩個月過去了，陳登科得不到愛人的音信，又很想念兒子曉陸，便對儲虹說：“我要去上海。”他不顧儲虹的勸阻，執意前往上海，和蟄居在蘇州河上一條小漁船內的家人相會。結果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那天，在岸上玩耍的曉陸被別的孩子欺負了，就哭著去找爸爸，結果引來了監視孩子的造反派，致使陳登科在上海被捕入獄，妻子梁壽淦也被關押了近兩年，兒女們從此流落街頭。

在那些失去自由的日子裡，陳登科用香煙紙做成圍棋子，自己和自己下圍棋。他還日夜不停地構思《赤龍與丹鳳》、《破壁記》等長篇小說提綱。每構思一章，他便把提綱寫在香煙紙上，以教孩子識字為由寄出監獄，轉已獲自由的妻子保存。因屢遭摧殘，陳登科身患高血壓、心臟病和糖尿病等症，醫院曾3次下病危通知書，但他靠著堅強的意志和信念，硬是挺過來了。５年多的囚禁終因他的“特務”問題查無實據而結束。

1973年６月初，出獄后的陳登科帶著寫在香煙紙上的小說提綱，躲進了九華山下的小城青陽開始創作。1974年４月12日，一部洋洋130萬字的長篇巨著《赤龍與丹鳳》脫稿。繼之，他又和肖馬合作完成了長篇小說《破壁記》。

粉碎“四人幫”后，陳登科獲得平反，被恢復了黨籍和安徽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主席等職務。《人民日報》也重新為小說《風雷》正名。晚年，陳登科雖疾病纏身，仍筆耕不輟。1998年10月12日，他走完了自己頗富傳奇色彩的80個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