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聚雖短，親情綿長

書信裡找回父愛

如果不是父親到莫斯科養病，任遠芳也不會明白，原來“有人管著，有人關心，有人給零花錢，有人幫蓋被子”的滋味是如此美妙。

1949年12月初，中共中央讓陝北時期的“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之一的任弼時到莫斯科養病。自16歲起，近30年艱苦的革命生涯，摧毀了任弼時的健康，才四十五六歲的他就被高血壓、糖尿病折磨。1950年元旦，任遠芳在國際兒童院老師的帶領下來到了父親養病的巴拉維赫療養院。這是她記事以來，第一次見到父親。

“沒什麼感覺，沒上演父女情深、淚流滿面的場景，那時，也不懂父愛，都不認識他。他讓我叫爸，我沒叫。而且，我老躲著他，不敢接近他，才呆了一天，我就提出要回兒童院。”但是，到底是血脈相承，和父親相處一個禮拜后，任遠芳終於在他濃濃的關懷中，開始有了依戀之情。她將這些心情訴諸筆端。

“一開始，他問我學習好不好，我說，成績還不錯，小學四年以來，各科成績全是優，他很高興。完了，他教我中文，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中文。他在一張紙上，很工整地寫下‘大、小、人，姐姐、哥哥、弟弟’，然后，就在旁邊寫下相對應的俄文，告訴我怎麼發音。”

“一個禮拜后，因為要上學，我離開了爸爸。在臨行前一天，因為不舍得，哭了。后來，我們就頻頻寫信。”半年時間，父女的往返書信有三四十封。這些信，一直被任遠芳悉心保存著。父親走后，任遠芳時常翻看書信，父親的音容笑貌躍然紙上。

1950年，父親在莫斯科養病半年后，任遠芳和他一起回國。回國的列車從莫斯科出發，行進了10天10夜，到了中國滿洲裡換車頭。停站時，任遠芳下車到商店裡買東西，遇到一位男同志用俄語問她：“和你一起坐車的是誰，叫什麼名字，干什麼工作的？”任遠芳這才想起，自己不知道父親是干嘛的，於是便問爸爸。“而爸爸像自言自語地對我說，‘我干一般工作，坐辦公室’。”一直到父親去世以后，任遠芳才知道父親的工作。 回國后，到北京育英小學上學的5個月中，是任遠芳在父親身邊最長的日子。“但父親也很忙，時常外出，匆匆忙忙的。”任遠芳從不纏著他講革命斗爭的經歷，照她的說法是，“不懂，沒那需求，也沒那覺悟。”但那期間，父親幫助她適應新的環境，融入這個大家庭。她開始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任遠芳”，也開始和母親、姐姐和弟弟交流。

任遠芳說，父親也很疼她，但疼並不等於溺愛。回國不久，在伊凡諾沃國際兒童院的其他30多個孩子也陸續回國了。他們中很多人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誰，也不懂中文，於是，組織上決定讓這些人去哈爾濱上學，繼續學習俄語。

那時，任遠芳也很想和他們一起去那裡上學。但父親不同意，怕她不適應，也想給她提供一個學習中文的好環境。於是，便把其他幾個家裡不同意去哈爾濱讀書的女孩子，像鄧發的女兒鄧金娜、曾三的女兒曾芳蘭等接回家中跟她一起住。

同樣讓任遠芳記憶深刻的是，每到休息時，父親會和他的秘書下象棋、跳棋。后來，任遠芳經常扯著秘書跟自己下棋玩，但她時常會因為輸棋而發脾氣、耍賴，但父親並不因為她年紀小而遷就她，而是嚴肅地批評她，讓她意識到自己的錯誤。

然而，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的。在1950年9月的一天，正在育英小學讀書的她和弟弟任遠遠一起，突然被人接回家中。

她一開始不明白發生了什麼，只是看到，父親閉目躺在床上，她去摸他的手，“還有點熱乎”，“然后，看到一屋子的人，哭哭啼啼的，知道，可能不太好了。以后可能再也看不到父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