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平漢
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來一直是各家各戶分散做飯的中國農民，忽然全都擁至新開辦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國達到了345萬個，在公共食堂吃飯的人口佔全國農村總人口的90%以上，5億中國農民吃起了名副其實的大鍋飯，為這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增添了一道獨特的風景。那麼，這年的農村公共食堂是如何興起的？
“行動軍事化，生活集體化”
中國農民早就有農忙時集體做飯吃的習慣。農村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后，由於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生產規模的擴大，要求增加更多的勞動力投人生產。加之農業合作社實行集體勞動，在農忙季節人手緊張時，有的農業社便開始全社集體做飯，然后統一將飯菜送到田間地頭，或在做飯的地點集體就餐，由此產生了最早的農忙食堂。
湖北省京山縣的八一農業社，從1955年起就辦起了農忙食堂。這年4月大農忙的時候，該社的彭德喜互助組（當時農業社還未建立），隻有13個勞動力卻要耕種110畝田地，頗感人手不夠。於是有人提議說，要是集體吃飯，就能出工整齊，可以多干活。這一提議得到了大家的同意。於是，借了社員劉青芝家的一間房子，集資買了一口鍋，其他社員湊了一些刀、筷、碗、瓢，辦起了食堂。這個食堂辦了兩季，即夏收一季，秋收一季，農忙過后，還是回各家起火。
農忙食堂是臨時性的，長的個把月，短的幾天、十幾天。也有少數的農忙食堂辦起來后一直堅持下來變成常年食堂，湖北省京山縣八區合作鄉，荊門縣東平鄉、馬平鄉，都有從1956年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就辦起，並一直堅持下來的食堂。荊門縣的高店鄉1957年曾辦起了240個農忙食堂，該鄉的茶新社還辦了5個常年食堂。從合伙做飯到農忙食堂，由農忙食堂到少數常年食堂表明，農村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建立前就已產生，當時的確是出於群眾自願而辦起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產效率。不過，這種群眾自覺自願辦起的食堂，其實質隻不過是合伙做飯的相對固定化，與后來人民公社時期的公共食堂是有根本區別的。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擴大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基本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即“農業四十條”），提出爭取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或者更多一點時間，把所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鞏固起來。要在12年的時間內，糧食每畝平均產量，黃河、秦嶺、白龍江以北的地區，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要發展畜牧業，改良農具，推廣優良品種，改進耕作方法，防止和消滅病虫害等。會上，毛澤東還對1956年周恩來、陳雲等人提出的在經濟建設中反冒進方針提出了批評，說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泄了六億中國人民的氣”。這次會議不但揭開了反冒進的序幕，也揭開了“大躍進”運動的序幕。
10月25日，“農業四十條”公開發表。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將綱要交給全體農民討論。兩天后，《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的社論，對所謂右傾保守思想（也就是反冒進）作了公開批評，認為許多人慣於根據小農經濟的生產條件來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況，對過去沒有見過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顧慮重重。特別是“在去年秋后刮起一陣邪風，放鬆甚至放棄了四十條綱要的目標，結果是消極因素上升，右傾思想抬頭，農業生產就吃了虧”。社論要求農村干部群眾打破“生產已經到頂了”的保守思想，在低產地區短時期內迅速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高產地區繼續發揮潛力進一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並在今冬明春掀起一個農業生產和農業建設的高潮，使“有關農業和農村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這是報刊上第一次以號召的形式出現“躍進”一詞，正式吹響了農業“大躍進”的號角。
11月13日，《人民日報》再次發表《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社論，對反冒進作了公開批評。社論說，1956年公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草案以后，曾經鼓舞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熱情，造成了全國農業生產高潮。但是，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他們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后，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因為不懂得這個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農民群眾的偉大的創造性，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毛澤東對這篇社論非常欣賞，認為“躍進”一詞是一個偉大的發明，這個口號剝奪了反冒進的口實。他還曾就此親筆寫了一則批語：“建議把一號博士頭銜贈給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12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社論，其中說：“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時間裡，在某些部門、某些單位、某些干部中間刮起了一股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刮掉了。有的人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訂得冒進了，行不通﹔有的人說，1956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全部冒進了，甚至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冒進了，搞錯了﹔有的人竟說，寧可犯保守的錯誤，也不要犯冒進的錯誤﹔等等。於是，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這種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促進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
由於這些社論的發表，反冒進就成了右傾保守的同義詞，而右傾保守意味著消極對待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於是誰也不敢再提倡反冒進了，從而在全社會形成了反保守倡躍進即冒進的強大輿論氛圍，一步步地將“大躍進”發動起來。八屆三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做出《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要求各地鼓起1955年冬季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中的那種勁頭來，掀起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的生產高潮。是年11月和12月，各省、市、自治區為了貫徹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相繼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批判右傾保守，部署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組織和發動“大躍進”。
1957年底，全國農村掀起了大辦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在這一過程中，大批的中小型水利工程相繼動工。由於這些工程大多超出社、鄉的界限，需要集中眾多的勞動力進行所謂大兵團作戰，並且吃住在工地，公共食堂也就順時而生。河北省的徐水縣就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
徐水是一個隻有31萬人口的小縣，除去老弱病殘、婦女和各種脫產人員，能投入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實際不足10萬人。在1957年至1958年冬春之際的大搞農田水利建設中，徐水在“提高群眾覺悟”的基礎上，卻組織了一支“平時10萬人，多時13萬（指整半勞力）”的勞動大軍。其辦法是打破社界、鄉界搞大協作，實行全縣勞動力的統一調配。為此，中共徐水縣委提出了“行動軍事化，作風戰斗化”的口號，把全縣能調動的勞動力集中使用，按軍事編制組成大隊、中隊，在工地搭棚宿營，並組織了隨營食堂。接著，徐水又開展了大規模的抗旱春種，成立了田間指揮部，劃分戰區，實行勞動力集體吃、集體住，開始了所謂的全民軍事化。
當時，徐水和全國一樣，農業方面除了興修水利外，還大搞深翻土地、密植、工具改革和養豬積肥。僅深翻土地一項，就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毛澤東曾是深翻土地的積極提倡者。他聽說山東營南縣有個叫大山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因深翻土地增產，就鼓勵各地搞深翻。他說“深翻土地，大有味道，寧可一畝地花一百個工、幾百個工也要干”﹔還說要制定個五年計劃，用人海戰術，把耕地全部深翻一遍。個別地方深翻土地或許能夠增產，而對全國並不見得都有效。但是，在反“右傾保守”的口號下，凡是毛澤東倡導的，各地哪有不雷厲風行執行之理？而且一些地方對深翻土地片面理解，以為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竟翻有一丈多深的。積肥也是越積越走樣，有的地方在一畝地上施上萬擔的肥。這一切自然要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使本已不足的勞動力更顯緊張。
徐水也是如此，過去翻地一畝用工隻需10個左右，由於搞深翻，此時需用工40個左右。如此大的用工缺口，客觀上需要更多的以往主要是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投入農業生產。恰在此時，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於1958年5月在北京召開。會上，有代表在發言中談到了建立農村公共食堂的問題，參加會議的中共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大受啟發，立即給縣裡打電話，提出要大辦食堂。縣委馬上召開會議，對辦食堂進行具體研究，認為辦食堂是解決勞動力不足的有效辦法，也是實現生產大躍進的有效措施，乃決定在普遍實行勞動大協作的同時大辦食堂，盡快實現全縣食堂化。在此之前，徐水農民曾自發地辦過一些食堂，但隻限於單身漢參加。當然，這不包括早已辦起的所謂“隨營食堂”。
1958年7月初，中共徐水縣委發出《關於改革勞動組織和家務勞動普遍實行勞動大協作的指示》，提出了“行動軍事化、田間管理工廠化、思想共產主義化、領導方法群眾路線化”的口號。與此相配合，徐水縣委提出要實現全縣食堂化，並將之作為推動勞動大協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為了迅速在全縣普及公共食堂，徐水縣委連續召開了四次電話會議，“交流了辦食堂的經驗”，還批評了“在辦食堂工作上的消極收縮‘右傾保守’思想，統一了認識，把建立食堂工作迅速地推向了高潮”。為了加強食堂工作，徐水縣委書記處確定一名書記（相當於后來的副書記）專管食堂工作，縣商業局成立了生活服務指導科，同時抽調糧食部門20余名干部下派到鄉擔任后勤部主任，各社和連隊（即生產隊）也設立后勤部。徐水全縣很快建立公共食堂1777個，在食堂吃飯的有28.5萬人，佔全縣總人口的85％以上。此外，還分別建立了“野外戰斗隨營食堂”1410處，幼兒食堂119處，老年食堂248處。這樣，徐水全縣很快實現了食堂化。
據《徐水報》報道，徐水食堂的組織形式有這幾種類型：一是以生產單位為基礎，建立野戰食堂、綜合食堂、幼兒食堂、老年食堂。二是按糧食指標劃分食堂。到底怎麼劃分，該報沒有詳細介紹，所以不知其詳。三是以戶為基礎，以連（生產隊）為單位，不分幼、青、老，按一家計算，集體吃飯，也可以打回家去吃的食堂。
該縣的南張豐鄉在辦食堂之初因不甚積極，受到縣委的批評。接到縣委批評電話的第二天，南張豐鄉就建立了92個食堂，實現了全鄉食堂化。《徐水報》特地介紹了該鄉雙營社管理食堂的幾種辦法：第一是認真執行國家的糧食政策，規定用糧標准，在不超過以前定量的留糧標准的原則下，根據社員的年齡大小和勞動強弱，除早晨和晚上吃稀飯不限量外，對中午吃干飯分為四等，即1至3歲4兩，4至10歲8兩，11至16歲14兩，17歲以上1斤7兩（此處為老秤，16兩為1斤）。另外為了獎勵社員個人節約，少吃一個饅頭給2兩糧票，作為社員個人儲備糧。第二是每月向社員公布一次賬目，做到日清月結，便於社員對自己的伙食心中有底。第三是為了照顧社員親友來往吃飯問題，規定社員可以把自己節余的糧票給客人在食堂吃飯。有病的社員食堂還設有病號飯。
徐水縣實現全縣食堂化后，“每天節約10萬個小時，以10小時為1個工作日計，等於每天增加1萬個勞動日”。徐水縣委介紹說，由於生活集體化，徹底解決了下地集合等齊的窩工現象，還便於支配勞動力，平均每人增加了3個小時的勞動時間。該縣南城農業社有94戶，過去每戶平均有一人因家務纏身不能參加生產，食堂建立后，隻需10個人做飯，騰出了84名婦女勞力。由於吃飯及時，行動統一，又提高工時753個，就等於增加了63個勞動力。按如此推算，徐水全縣僅食堂化一項，就可解放勞動力47119名，加上由於吃飯時間統一增加的工時，可折成勞動力32000個。
徐水縣委所折算出的興辦公共食堂節約出來的勞動力，自然不可全信。要是果真能節約那麼多的勞動力，無疑是“優越”無比。但有一點卻是肯定的，“大躍進”啟動以來，農村勞動力出現了嚴重的不足，客觀上要求更多的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參加農業生產。伴隨大辦水利，縣、社大辦工業，以及隨后出現的全民大辦鋼鐵，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被抽調去參加“野戰兵團”，留在家裡從事農業生產的主要是一些婦女和老弱病殘，的確需要比以前有更多的婦女參加生產勞動。辦公共食堂和托兒所等所謂家務勞動社會化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勞動力不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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