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平漢
“這件事要提倡”
到1958年7月，河南新鄉地區的公共食堂有了很大的發展。其中，沁陽參加食堂吃飯的人數佔總人數的90％以上，實現了食堂普及化﹔博愛、修武等縣也實現了鄉鄉社社有食堂。但是，食堂開辦之初，還是有不少社員對這種事實上的大鍋飯心存疑慮。
1958年7月11日，中共河南省婦聯新鄉專區辦事處黨組在一份《關於農村舉辦全民食堂向地委的報告》中說，在辦食堂開始之時，較普遍地存在如下幾種思想：貧農、下中農和青年人積極擁護﹔富裕中農則在試試看，如果不好就散攤，他們怕降低生活，怕不自由﹔老年人怕人多事多不好辦，擔心婚喪嫁娶、人來客往怎麼辦，怕天陰下雨刮風吃飯不方便﹔婦女擔心食堂辦不長，怕垮台﹔勞力多的怕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不能多勞多得按勞取酬，擔心平時不好好勞動的懶漢一嘴插到大鍋裡一樣吃﹔較懶的人有吃大堆的思想，總說“吃著，說著，總不會叫餓著”﹔勤儉持家的農戶怕入食堂后把糧食拿出來，食堂辦不好把糧食也搭上了﹔有的干部怕辦食堂糧食超過指標，並且覺得辦食堂麻煩。
這份報告反映出來的農村群眾和干部對開辦公共食堂的顧慮，並不只是新鄉一地的個別現象。公共食堂的出現並不完全是新生事物，在互助組、初級社時期就在農村出現過，但那時都是農忙食堂，極少有常年食堂，而且參不參加食堂，群眾完全是自願的。但是全民食堂的開辦，社員不但要全家去食堂吃飯，而且常年吃大鍋飯，這必將給群眾的生活帶來諸多不便。群眾所擔心的，集中起來，一是生活不習慣，二是老弱產婦、病人不能照顧，三是搞平均主義。雖說公共食堂一出現，各級組織就作為“共產主義的幼芽”來大力推廣，宣傳種種優越性，但群眾的顧慮卻是有事實根據的。
任何一個地方公共食堂的開辦，群眾對此不外乎是這幾種態度：一是積極擁護，二是表示反對，三是觀望。1958年的《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4期發表了一篇關於京郊四季青蔬菜生產合作社公共食堂的調查報告。據調查報告介紹：
積極擁護贊成辦食堂的是貧農、下中農、單身漢、小孩多而勞動力少者，還有婦女，特別是青壯年婦女，以及口糧標准低的缺糧戶。這些人迫切要求擺脫許多家務勞動，以便積極參加生產，同時也好改善生活。
表示反對的，首先是富裕中農，以及有額外收入的家庭。他們在家裡伙食吃得好，怕參加公共食堂后，降低了原有的生活水平。有的人甚至先在家裡殺雞買肉，大吃幾餐后，才參加公共食堂。其次是懶漢，這些人主要是怕辦公共食堂后被動員出來干活。
另有30％左右的人對辦食堂持觀望態度，他們在等待，盤算著在哪裡吃飯省錢，如果在公共食堂吃飯比在家裡省錢的話，則願意加入，否則不加入。
這份調查中提及社員對開辦公共食堂的態度，大體反映出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農民對辦公共食堂出現的這種認識上的差異，本來是很正常的，但在當時卻被上升到了兩條路線斗爭的高度，把辦食堂看做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願加入食堂則被視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並就此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所謂農村兩條道路的大辯論，早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高潮時就開始了，當時的主要鋒芒是指向農村出現的退社風潮，集中批判的是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隨著土地改革的完成，農村的地主、富農階級均已消滅，富裕中農就被看成了農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表。此時，對公共食堂持懷疑或反對態度的相當多的農戶是富裕中農，所以將入不入公共食堂作為走什麼樣的道路的問題，似乎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自從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四大”出現之后，對於鳴放、辯論，並不是說什麼言論、什麼思想都可以放出來，都可以平等討論或自由辯論。所謂大辯論，實際上是大批判。鳴放的目的，其實也是要把各種錯誤（姑且這樣認為）的思想和議論引出，供隨后的批判之用，頗有點“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殲之”的味道。所以，圍繞公共食堂展開的“四大”，目的也就在於解除辦公共食堂的思想阻力。一旦將吃飯方式這樣的生活問題也上升到了走什麼樣的道路的高度，這種大辯論的結果實際在辯論之初就已經確定。走資本主義道路本身就是一頂沉重的政治帽子。在對社會主義的美好前景進行廣泛宣傳之后，廣大農民也深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可怕。這種可怕其實並不是來自於他們對資本主義有什麼切實的感受，而是一旦沾上資本主義的邊，就會帶來巨大的社會壓力，甚至有可能由此招來批判和斗爭。1952年“五反”運動之后，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是一個很臭的名稱。如此一來，即使有社員對公共食堂有疑慮，有擔心，不願加入，也身不由己，卷入了公共食堂的大潮之中。
在農村公共食堂開辦之初，還沒有做到“放開肚皮吃飯”，多數食堂有定量限制。食堂比較普及的河南新鄉地區，食堂吃飯有這幾種辦法：第一種是按國家糧食供應標准，以人定量發給本人，每月10天或15天預支一次，由社員自己掌握，全家可以相互調劑。第二種是按照國家糧食供應標准，拿出大部分以人定量，分別計算出每戶每天應得的饃和湯，其余少部分按每月勞動日平均分配。第三種是按各戶的人數以人定量，採取中間不動，肚大肚小的加以調劑，調整后平均分配，不夠的可以多買。這第四種是不定量，在食堂盡管吃，但不准帶走。第四種隻有極個別的食堂在執行，實際上開了后來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吃飯不要錢”和“放開肚皮吃飯”的先河。新鄉地區辦食堂以來，一般吃飯標准是每人每天在1斤2兩至1斤半，最少的14兩，有的食堂在農忙時吃到了每人每天2斤。伙食標准一般是每月5至7元。全地區絕大部分食堂實行飯票制，票額有1分、2分、5分、7分、1角，由社、隊統一印發給各戶，憑票在食堂吃飯。
人民公社化之前，全國不少地方就相繼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公共食堂，報刊上對此也有過零星的介紹。1958年6月21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南京步兵學校曹尊標的《“十月”農業社的食堂》一文，這是中央大報最早一篇關於公共食堂的報道，盡管此前《人民日報》在報道中也提到過農村食堂，但沒有詳細的內容。這篇報道不僅介紹了南京郊區十月農業社食堂的開辦經過，而且以訪談的形式介紹了食堂的好處。不過，這個食堂與后來人民公社時期的食堂是有區別的。首先是吃飯多少有限制，食堂按每人的計劃量發給社員糧票，如果吃超支了，要在工分中扣除，除了應得的基本口糧外，社員還有工分糧票。社員休假、生病，或者不想在食堂吃，可以拿糧票把糧食換回去，所以社員吃不吃食堂還是自由的。其次是食堂吃菜要錢，菜價從1分到5分不等，食堂有一張“飯菜一覽表”，社員想吃什麼，就把自己的姓名牌挂在菜單下的木板上，由食堂去做，到時用飯票、菜票去買，社員自留地的菜也可以作價賣給食堂。這實際上有些類似於機關和廠礦企業的職工食堂。
1958年7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農業社辦食堂一箭雙雕》的報道，內稱，最近湖南邵陽、桃源縣，湖北公安縣和福建安溪縣部分地區的農業社，在農業生產大躍進，勞畜力比較緊張的情況下，社員根據自願參加的原則，經過試點舉辦公共食堂，受到群眾歡迎。這篇幾百字的報道，用了一半的篇幅介紹了福建安溪縣委合作部總結的公共食堂的八大好處，例如：吃飯時間一致了，社員出工、開會和學習都不再互相等待了，可以節省出許多勞力用於生產﹔使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解決了單身漢無人做飯的困難﹔計劃用糧，不吃過頭糧﹔改善了衛生狀況﹔等等。這是《人民日報》首次將食堂的優越性見諸報端。作為全國最權威的報刊對公共食堂的推介，對各地公共食堂的開辦產生了重要影響﹔而這則報道配發的短評，更是傾向明顯，短評說，“公共食堂的好處很多，歸納起來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增加了生產勞動者和生產勞動時間。大量的婦女可以從繁瑣的柴米油鹽中解放出來，投入生產勞動。單身漢的生產勞動時間，也因為有了食堂而可以增加。一般勞動者吃飯時間一致了，就可以省得在生產時你等我，我等你，耽誤時間。另一方面，是對改善人與人的關系，尤其是家庭內部成員間的關系，大有好處。從前在做飯和吃飯問題上發生的爭吵將大大減少，人們的團結將日益加強。人們的智慧從個體生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就必須向集體事業和文化、政治方面發展。這對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也必能產生推動作用。”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公共食堂也紛紛創辦起來。至1958年6月中旬，湖北省荊州地區參加食堂的有107萬戶，佔全區農戶的80.4％。廣西石龍縣（今象州縣）至7月2日，全縣建立集體食堂26655個，實現了村村食堂化。7月初，北京市郊區以生產隊為單位，已辦食堂1849個。公社化前，湖南全省的農業社普遍辦起了公共食堂，洞庭湖濱的常德專區有9103個農業社，辦起了8萬多個公共食堂。武岡、邵陽、新寧、桂東四個縣，加入食堂的農戶達85909戶。另據1958年8月19日新華社報道，河南省已建立公共食堂31萬多個，參加食堂的群眾佔全省總人口的71％﹔遼寧已辦農村公共食堂18000多個﹔青海省農業區24萬多農戶，全部參加了公共食堂。由此可見，公共食堂在人民公社化運動啟動前已在各地農村普遍興起。○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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