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煉鋼

“鋼鐵元帥升帳”

北戴河會議后，一個全民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迅速在全國城鄉興起。與此同時，農業生產上的放“衛星”之風，也蔓延到鋼鐵生產上，各地開始大放鋼鐵生產“衛星”。

9月17日，《人民日報》報道說，9月15日，河南全省投入45000多座煉鐵爐，動員360萬鋼鐵大軍，出動40.7萬輛各種運輸工具，打了一個日產生鐵18693.92噸的大勝仗。這個數字，比在鋼鐵工業基地遼寧以及吉林、黑龍江三個省當時的生鐵日產量還要高。《人民日報》為此還發表了《祝河南大捷》的社論，要求各地像河南一樣，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緊緊地抓，狠狠地抓，爭取9月份內根本扭轉土高爐生鐵生產不正常的局面，完成和超額完成9月份的生鐵計劃。

河南第一個放鋼鐵生產“衛星”的是魯山縣，該縣在這年8月28日率先放了第一顆日產千噸鐵的“衛星”。隨后，魯山又提出要力爭盡快達到日產鐵兩千噸以上的新目標。9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向日產千噸鐵的魯山人民致敬》的社論，稱魯山縣的這一新舉措，“是鋼鐵戰線上的一大喜訊，是土高爐大面積豐收的衛星。它和農業戰線上的大面積豐收有同等重要的意義，而在目前來說，有更重要的意義，全國有幾百個有鐵礦資源的縣，如果每個縣都像魯山那樣大面積豐收，那末，我們每天就可從土高爐拿到十幾萬到幾十萬噸鐵，就可以根本扭轉小高爐出鐵情況仍然不好的局面。這樣，今年產鋼1070萬噸就有了基本保証”。魯山果然不負眾望，9月28日，再次放出一顆日產生鐵34360噸的大“衛星”。

9月29日，是全國大放鋼鐵生產“衛星”日，有8個省宣布生鐵日產量突破了萬噸。據10月1日《人民日報》的報道：在29日這天，河南全省參加大煉鋼鐵勞動力達577萬多人，12.8萬多座各種煉鐵爐共產生鐵90784.68噸，產鋼5034.4噸﹔山東數十萬座各式煉鐵爐從29日零時到30日零時，共產生鐵67390噸﹔河北全省日產鐵58300噸，日產鋼2328噸﹔山西發射出日產25700噸生鐵、3900噸鋼的高產“衛星”﹔湖北省184300多座煉鐵爐共產生鐵16920噸，出現了紅安、鄂城、隨縣、保康、羅田、麻城等6個千噸縣﹔湖南全省在這一天參加煉鐵的群眾達700萬人，共產生鐵15517噸﹔江蘇全省產鐵14924.733噸，大部分是小土爐生產出的﹔四川省生鐵日產量已達到10200噸，鋼的日產量達到5500噸。

這年放出的最大的鋼鐵生產“衛星”，當屬廣西的環江縣和鹿寨縣。隻有16萬人口的廣西環江縣，10月中旬，除原有6萬固定的鋼鐵野戰軍外，后方又有2.7萬人開赴鋼鐵前線。此外，宜山、河池兩縣也派來一支2.3萬人的野戰軍，帶著工具和車輛馬匹前來支援。10月17日，環江縣宣布：在鋼鐵高產周的第一天——10月15日出產生鐵63321.5噸，另有燒結鐵51808.5噸，生鐵產量躍居全國首位，該縣這一天生產的生鐵，大約等於解放前廣西一個世紀的產量。而且這天產的生鐵，“經過中共環江縣委第一書記洪華和中共河池縣委第一書記於子明及前來參加鋼鐵生產的北京大學、地質學院學生的驗收，証明都是灰口鐵和白口鐵”。

與環江同屬柳州地區的鹿寨縣隨后放出了一顆更大的衛星，10月19日，鹿寨宣布：從17日下午2時到18日下午2時的一天時間內，全縣共生產出生鐵207243噸，另產燒結鐵288139噸。這一天的鐵產量，就等於今年國家分配給廣西的全年任務。該縣在10月21日還放出了一顆日產鋼13416噸的煉鋼“衛星”。這兩項分別創下了1958年一個縣生鐵與鋼產量的全國最高紀錄。

雖然這些鋼鐵“衛星”的真實性令人懷疑，但在這年的鋼鐵生產中，確實出現了男女老少齊上陣的場面，是一場真正的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9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關鍵在於大搞群眾運動》的社論，強調在當前的鋼鐵生產中，大辦土高爐最能把千百萬群眾的積極性動員起來，最能發揮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最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最大的效果。因為土高爐沒有任何“依賴性”，完全是土生土長的，隻要自己動手幾天內就可以建造成功，因而能夠使廣大的群眾插進手來，形成一個全民辦鋼鐵的運動，使生鐵生產高速度地發展。

北戴河會議后，毛澤東視察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9月29日，他回到北京，並同新華社記者談話，他說：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眾很大的干勁，在這個基礎上各項任務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應當完成鋼鐵戰線上的任務。在鋼鐵戰線上，廣大群眾已經發動起來了。但是就全國來說，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業，對於發動群眾的工作還沒有做好，沒有開群眾大會，沒有將任務、理由和方法，向群眾講得清清楚楚，並在群眾中展開辯論。到現在，我們還有一些同志不願意在工業方面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們把在工業戰線上搞群眾運動，說成是“不正規”，貶之為“農村作風”“游擊習氣”。這顯然是不對的。

在領導人的推動和宣傳媒體的鼓動下，很快全國范圍內形成了千軍萬馬煉鋼鐵、土高爐遍地開花的局面。這年10月中旬，河南全省參加鋼鐵生產的勞動力達640多萬人﹔廣東投入鋼鐵生產的有460萬人，接近全省勞動力的一半﹔廣西投入的勞動力達到580萬人，佔全自治區總勞動力700萬人的82%。7月底時，全國鋼鐵生產的勞動力隻有幾十萬人，到8月底，增加到幾百萬人，而9月底達到了5000萬人，到10月底增加到6000萬人，而到1958年底，高達9000萬人，加上其他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鋼鐵生產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群眾運動的人數超過1億人。當年全國總人口為65994萬人，全社會勞動力為26600萬人，也就是全國超過五分之二的勞動力加入了大煉鋼鐵的行列，當時農村主要的青壯年勞動力基本上大煉鋼鐵去了，是名副其實的全民大煉鋼。

早在北戴河會議之前，一些地方就提出要用小（小轉爐、小平爐）、土（土法煉鋼）、群（群眾運動）的方式，高速發展鋼鐵工業。例如江蘇提出：可以用多種多樣簡陋的辦法來冶煉鋼鐵，可以到處大搞、遍地開花﹔由於小型冶煉和土法冶煉的技術比較簡單，因此，可以迅速為人民群眾所掌握，立即上馬，立即出鐵出鋼。又如河南要求凡是有鐵礦和礦砂的地區，應組織鄉、社大量興建日產500斤至1000斤鐵的土高爐，它的優點是建爐快，不需要鋼材，技術簡單。7月9日的《人民日報》報道說，此時河南全省已經投入生產的小高爐和土高爐有600多座，煉出了1萬多噸生鐵。這種土高爐一般隻需投資30元左右，10天就能建成，可以日產生鐵500斤到1000斤﹔半土半洋的簡易小高爐半個月可以建成，每個投資1萬多元，日產生鐵3噸到5噸。

北戴河會議后，土高爐迅速在全國各地遍地開花。這年9月22日，新華社曾對各省、市、自治區已建和在建的土高爐進行過專門的統計：到9月15日止，全國已經投入生產的土高爐有11.6萬多座。進入10月后，小高爐的數量更多了。到10月初，全國土高爐的數量由一個月前的20多萬座猛增到60多萬座。到10月底更是發展到數百萬座。這些小土高爐遍及農村的田間地頭、城市中的車間街道，甚至高等學校的校園裡、各級黨政機關的大院裡，都可以見到土高爐的身影。

這些土高爐主要用於煉鐵，但大多數地方並無鐵礦石，於是千方百計搜羅各種廢鐵，以至於老百姓家中鐵鍋、鐵鏟、鐵鎖甚至所有鐵器，都當做廢鐵投進了土高爐，燒結成根本不能用的鐵疙瘩。煉鋼煉鐵需要焦炭，煤炭部門提出“兵對兵，將對將，用分散的小煤窯對分散的小高爐”﹔“哪裡有千噸鐵，哪裡就有萬噸煤”，發動男女老少上山找煤﹔找不到煤，就伐木拆房燒木炭代替。如此這般之后，各地爭先恐后在大放鋼鐵生產“衛星”，實際上這些土高爐煉出的鋼鐵基本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白白地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1958年12月21日，新華社宣布：1958年我國人民奪取1070萬噸鋼的大戰已經告捷。據冶金工業部12月19日為止的統計，今年全國已經生產鋼1073萬噸，比1957年的鋼產量535萬噸增加了一倍挂零。四個月前，在北戴河舉行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出的、要在今年把鋼產量翻一番的偉大號召，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戰，現在已經勝利地提前、超額完成了。12月31日，新華社又宣布全年鋼產量達到1100萬噸左右。

1070萬噸的任務雖然完成了，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巨大的。1958年完成的1073萬噸鋼中，能夠使用的約為800萬噸，另有300萬噸是不能用的土鋼。耗費那樣多的人力物力，實際上鋼產量隻不過是比1957年增加了200多萬噸。如果不搞這樣的“大躍進”，充分發揮現有鋼鐵企業的潛力和新建的正規鋼鐵企業正常的投產，一年增產鋼200萬噸也是可能的。結果動用了那麼多的勞動力，耗費了那麼多的資源，土法上馬煉出來真正能稱得上是鋼鐵的並無多少，確實是得不償失。

全民大煉鋼鐵還增加了國家的財政負擔。當時每噸大高爐的生鐵成本，鞍鋼為85.4元，石（景山）鋼為112.6元，國家規定的調撥價為150元。小高爐的成本多數為250元—300元之間，有的高達460元。為鼓勵群眾煉鐵的積極性，國家規定，從1958年9月1日起，小高爐生鐵調撥價提高到200元，虧損部分由國家財政補貼，總共補貼了40億元，超過1958年財政總收入的十分之一。這還不包括國家提高調撥價格和土鐵質量差，而使煉鋼廠增加的支出和減少的收入。

1958年“大躍進”對生產力的破壞，最主要的就是體現在大煉鋼鐵上。為了全力保鋼，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停車讓路，首先為鋼”，時稱“鋼鐵元帥升帳”，也就是要求各部門、各地方必須將鋼鐵生產放在首位。結果，近1億的人民公社社員、機關干部、學校師生等投入鋼鐵生產中，打亂了正常的生產工作秩序。更為嚴重的是由於農村主要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去煉鋼鐵去了，進行農業生產的多是老弱病殘，使得當年大量的農作物成熟了也不能收回，據估計，當年因此損失的糧食約佔應收糧食的15%左右。不但如此，由於缺少勞動力，加之由於放“衛星”造成糧食大增產的假象，竟提出“少種多收”的口號，至使1959年的糧食種植面積比1958年大幅度減少，造成了1959年起連續多年糧食供應極度緊張。同時，其他部門也因為給“鋼鐵元帥”“停車讓路”，造成了工農業比例、工業與交通運輸的比例、工業內部各部門間的比例嚴重失調。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