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犯還是戰俘？
通告的內容只是管理條例和活動時間表，不值得大驚小怪，讓日本戰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戰犯管理所。
即便是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也能明白“戰犯”這兩個漢字。從1945年被俘虜之后，他們都是被當做戰俘關押、勞役。蘇聯在1949年組織了伯力審判，對12名實施細菌戰的日本戰犯審理宣判，並沒有涉及到移交給中國的這批戰犯。直到進入中國境內，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戰俘。
戰俘和戰犯，是兩個不能劃等號的名詞，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戰俘無關犯罪，戰爭結束后就應該被釋放、遣返，蘇聯人給過他們這樣的承諾。戰犯，意味著犯有戰爭罪行，要被審判，很有可能被送上斷頭台。
一字之差，對這些日本戰犯來說事關生死。一些人當即把公告扯碎，叫嚷著“抗議”。一些人暗中煽動，撩撥狂躁情緒。很快，日本戰犯們騷動起來，監舍內聒噪一片，甚至有人開始絕食。
戰犯管理所馬上展開應對，崗樓上架起了機槍，圍牆內負責警戒的戰士端起了長槍，而且上了刺刀。看守員的巡視變成了五分鐘一次的高頻率，特意穿上軍靴，走路“咔咔”有聲，造成威懾之勢。其實，很大程度上這只是做給日本戰犯看，戰士們的槍隻在越獄或暴動等極端情況下才會使用。真正給他們的懲戒，只是減少自由活動時間，少數幾個帶頭鬧事分子被單獨關押起來。
局面很快穩定下來，但這些日本人並沒有那麼容易接受自己的戰犯身份。戰犯和戰俘不但區分著未來，還定義著過去：他們在侵略中國時的所作所為是不是犯罪。
日本戰犯們對自己罪行的否認，心態不盡相同。有些人明確知道自己血債累累，但把這些罪行都推給國家和戰爭，試圖以此開脫自己。更多的戰犯則是日本軍國主義培植出來的惡之花，壓根不認為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是犯罪。他們沒有任何對罪行的悔恨，甚至對戰俘身份都覺得羞愧，認為那不符合“武士道”，抗拒改造、頂撞管教被當成了“勇武”。
鬧監很快平息，但交鋒沒有停止。
一天，原侵華日軍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找到管教干部金源，要求面見管理所所長孫明齋。金源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給兩人擔任了翻譯。
藤田茂不但是這批戰犯中軍銜最高的人之一，而且是個死硬的軍國主義分子。從蘇聯的戰俘營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他和當過多年偽滿洲國“太上皇”的武部六藏一直是日本戰犯的核心人物，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之說。
據金源回憶，藤田茂在進入管理所之后很長時間，都保留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標志性的仁丹胡。面見孫明齋時，藤田茂態度囂張：“我要見你們的毛主席，請安排一下。”
孫明齋又好氣又好笑，耐著性子說：“有什麼話就跟我說。”
藤田茂要說的，就是聲稱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都是戰俘，中日戰爭已經結束，應該釋放遣返回日本。
孫明齋明確告訴他：“這裡沒有戰俘，隻有戰犯。你還是這些戰犯中罪行嚴重的主謀之一。”
藤田茂當然不承認，兩個人針鋒相對。孫明齋義正詞嚴地教訓了他半天，藤田茂根本聽不進去。最后，孫明齋站起身來，半是命令、半是送客：“你好好讀一讀《帝國主義論》，搞明白帝國主義是個啥東西，對照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戰犯。”
藤田茂回去了，飯盛重任又來了。他擔任過偽滿洲國高等法院法官，以“法律權威”自居，滿口的“國際法”、“國際公約”，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就是要証明他們是戰俘而不是戰犯。
日本戰犯們不再大規模鬧監，轉而開始聯名寫《抗議書》，還要把《抗議書》遞給聯合國，聲稱自己受到“非法對待”。
劉家常說，日本戰犯剛開始搬出“國際法”的概念時，管理所還真是有些撓頭。那時候沒幾個人知道“國際法”為何物。於是，管理所千方百計找來了相關的資料，首先讓管教干部學習。
“學了‘國際法’，很多管教干部更氣不打一處來。”劉家常說，“那些對戰爭罪、戰犯的定義，條條款款都能套在這些日本戰犯的頭上，他們居然還敢談國際法？”
既然日本戰犯打出國際法的名義，那就用國際法來回擊。管理所組織日本戰犯集體學習，特別是二戰后審判戰犯時制定和應用的一系列法律條文。
從紐倫堡審判啟用的《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一次詳細規定了戰爭罪的種類和等級，甲級戰犯是犯有反和平罪的戰爭策劃者，日本的甲級戰犯已經在遠東軍事法庭上得到了審判。關押在撫順的這些戰犯，屬於乙級和丙級。
單就“戰爭罪”這一條，這批日本戰犯就沒有一個人能脫身罪名之外：違反戰爭法規與慣例，對所佔領土或佔領地的平民之謀殺、虐待，為奴隸勞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對戰俘或海上人員的謀殺或虐待，劫掠公私財產，實施非軍事需要的破壞……
其實，那幾個搬弄國際法的日本戰犯不過是揣著明白裝糊涂，這樣的學習改變不了他們的態度。但是對大多數特別是低級別日本戰犯來說，他們原本也不知道國際法中對戰爭罪和戰犯的定義。這樣的學習讓他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戰犯成了無可推脫的身份。
接受戰犯的身份，也就意味著認罪的開始。
以德報怨
日本戰犯在戰犯和戰俘的身份上糾纏，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們則經歷了另一番內心糾結：這些日本人是仇人還是犯人？
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員，多為軍人出身，很多人經歷了抗日戰爭，和日軍真刀真槍地生死相搏過。第一任所長孫明齋、副所長曲初都是老革命，孫明齋的舅舅被日軍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殘疾就是拜日軍所賜，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寫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淚賬”。最極端的例子是一個叫王興的看守員，10歲時，他親眼看到自己的7位親人被日軍用刺刀刺殺。
即便是最年輕的趙毓英等人，也對日本侵略有切身體會。他們看待日本戰犯的眼光，難以克制地帶有仇恨。但是，作為管理所工作人員，個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須無條件服從命令，對戰犯實施“三個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
所長孫明齋給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說服自己：“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實我最開始也想不通，但是周總理說‘20年過后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當年的工作人員都記得孫明齋說的一個比喻：“我們現在克制、犧牲自己的感情，這也是一種戰斗，就像當年在戰場上和小鬼子拼刺刀。這些人當年全副武裝時各位都沒害怕過，現在改造他們的工作又有什麼可為難的呢？”
撫順戰犯管理所，是審判定罪前關押戰犯的地方，是一個還不能叫做“監獄”的監獄。在人們的印象中，監獄意味著陰暗、冰冷、殘酷、恐怖。而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優待得多。
最初幾天，管理所為戰犯提供的伙食是粗糧、細糧搭配，以高粱飯、窩頭為主。以當時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而言，這已經是中等偏上的伙食標准。不說別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吃的也是這些。
個別日本戰犯卻對這樣的優待不領情，他們先是拒絕吃粗糧，把飯菜倒進馬桶裡，繼而發展到絕食。
管教干部看了心裡有氣，有人說：“他們不吃就是不餓。這頓不吃粗糧，下頓還這麼做。”有人說：“槽裡有草餓不死驢，看他們能挺幾天。”
但是，連續幾天，幾個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絕進食。不管是什麼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戰犯餓死了，都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管理所趕快將情況向上級匯報。
很快東北公安部轉來了周恩來總理的批示，將戰犯們按將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級，分成小、中、大灶三種待遇，全部供給細糧。
具體的伙食標准列出來，讓很多管教干部都不能理解。這些戰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這是什麼概念？當年最好的東北大米每斤隻要0.1元，豬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檔次的戰犯伙食標准，也要遠遠高於管理所工作人員的水平。這樣的“牢飯”恐怕世界上不會有第二份。
日本戰犯不但吃得好，會吸煙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條紙煙﹔每周洗一次熱水澡、每月理一次發、定期接受體檢﹔每年春秋季各召開一次運動會，每逢節日還要搞會餐。管理所醫務室的醫療設施甚至超過當時的中級醫院，部分戰犯在戰爭中受傷致殘，管理所為他們全部安裝了假肢。
趙毓英學的是高級護理專業，還給她分配了新任務：“營養護士”，就是要給戰犯調配食譜，保証營養均衡。
每天，趙毓英開出菜譜，負責后勤採購的高震照單採買。高震后來成了趙毓英的丈夫。“那時候我們倆可沒少吵架拌嘴，他對我滿腹牢騷。‘你開單子也不看看季節，三九天哪裡有西紅柿賣？’‘指名要河鯽魚，漁民要知道是給日本人買魚，非把我當漢奸揍一頓’。”趙毓英笑著回憶。
抱怨歸抱怨，高震還是會想方設法把菜譜上的東西購置齊全。炊事員也有情緒，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干淨就上鍋。這個情況很快被發現，遭到了管理所領導的嚴厲批評，從此杜絕。
趙毓英說，每次大會小會，領導們都要強調一遍“三個保障”，嚴肅紀律。我們也逐漸理解，優待日本戰犯，不但是實行人道主義，更是改造他們的方式。要讓他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國人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反省他們又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
中國人的以德報怨，拷問著日本戰犯沉淪已久的良知。
“文看武部”，說的是日本戰犯的標志人物武部六藏。他在1940年至1945年擔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是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首要戰犯。此人極端頑固，一直宣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幫助滿洲國建設”。
1952年，武部六藏突發腦血栓，經醫護人員晝夜搶救脫險，但從此癱瘓在床。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專職護理員。
武部六藏的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一勺喂到嘴裡。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直到1956年假釋出獄，武部六藏四年不曾離床，卻連褥瘡都沒有生過。
在接受審判前，武部六藏最終供述了全部罪行。六十多歲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歲的焦桂珍，“像母親一樣照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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