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石點頭
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為安全起見，戰犯管理所曾暫時遷往哈爾濱。1952年，管理所遷回撫順后，中央發來了新的指示，對日本戰犯要開展認罪悔罪教育。
其實，認罪悔罪教育從戰犯們進入管理所之后就一直在進行著，比如組織理論學習，認清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實質等等。而這一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交代、揭發罪行，觸及到了每個人的具體罪行。
並不是每個日本戰犯都能老老實實地坦白。他們或是怕供認罪行會招致嚴懲，或是仍沒有褪掉軍國主義的幽魂，有人推諉隱瞞，有人直接對抗。
為了打開局面，管理所把號稱“大和魂榜樣”的鹿毛繁太作為突破口。
鹿毛繁太原是偽滿錦州市警察局警務長，在其任內，制造無人區、抓捕殘害抗日人士……罪行累累。進入管理所后，鹿毛繁太不守規，不服管，挑舋看守，恐嚇認罪的同監，鬧監最凶。在一次公然辱罵看守之后，鹿毛繁太被單獨關押起來。
劉家常告訴記者，管理所如果隻有優待懷柔政策，那些戰犯中的死硬分子隻會更囂張。我們杜絕了所有的肉體刑罰，但並不意味著沒有懲戒措施。單獨關押就是一種懲戒，類似於關禁閉、關小號。
鹿毛繁太是單獨關押的常客，起初並不當回事，以為關個兩三天就會放他出來。但這次，放他出來的前提是寫檢討，寫認罪書。
單獨關押兩天后，鹿毛繁太交了一篇十來句話的檢討，被管教干部金源打回重寫。反反復復寫了四遍，才算通過。而這還不算完，管理所要求他在全體戰犯面前公開檢討。鹿毛繁太慌了神兒，請求管教允許他“考慮考慮”。這一考慮就是七天，管理所的廣播器裡傳出了鹿毛繁太懺悔的聲音：“我檢查我的錯誤和罪行……”
“大和魂榜樣”成了認罪悔罪的榜樣。
像這樣通過懲戒手段才認罪悔罪的日本戰犯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在各種形式的教育活動和潤物無聲的感化影響下，重新審視自己在侵華戰爭中的所作所為。良知喚醒，邪惡褪去。
“直接或間接死在我手裡的中國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許還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吧……”多年后，曾任偽滿三江省警務總局特務處調查科長的島村三郎在《從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中寫道。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子裡，他曾經傷害過的那些人的面容一次次浮現腦海，“想起了自己指揮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槍殺30名抗聯戰士﹔想起了指揮活埋俘虜、親手砍殺無辜百姓、甚至將其活活燒死時的慘叫聲﹔想起了眾多被塞進卡車送給731部隊做活體實驗的人們……”
日本軍國主義將他們變成戰爭機器和嗜血的魔鬼，鮮血和暴行是他們在戰爭中的興奮劑。戰爭結束了，軍國主義陰魂消散，一遍遍回想這些罪行就成了煎熬。這何嘗不是一種懲罰。
古海忠之，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被稱為“二號太上皇”。武部六藏癱瘓后，他成了日本戰犯中文職代表，“文看武部”變成了“文看古海”。而日本戰犯看到的，是古海忠之發自內心的懺悔：“我過去完全是一個人面獸性的魔鬼。我是推卸不了奪取千萬中國人寶貴生命、掠奪中國億萬財富的重大責任的。”“我千死萬死也洗不淨自己的罪責。”
“武看藤田”的藤田茂也認罪了。藤田茂出生在廣島，他知道原子彈在自己的家鄉爆炸，而看到原子彈爆炸后的廣島慘景，卻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放映的日本電影《原子彈》。這個最頑固的日本戰犯開始思考：“日本的悲慘現實是怎樣造成的？中國以前的慘狀又是誰造成的？”他想到了自己在戰爭中的暴虐：“對軍官全體教育說‘為使兵習慣於戰場，殺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試膽。對此使用俘虜比較好’ 。‘刺殺比槍殺有效果’。”他給自己的罪行量刑：“若論我的罪，判幾個死刑，也不能贖罪於萬一。”
從1950年到1955年，在撫順和太原兩個戰犯管理所，1113名戰犯全部低頭認罪，他們每人都親筆寫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等待他們的將是一場最終的審判，多數人認為自己的罪行“不能免死”。
一個不殺
用“罄竹難書”形容日本對中國犯下的罪惡，恰如其分。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在押日本戰犯做出了“追究犯罪處分”的決定。此后兩年時間裡，700人組成的偵訊工作團分赴撫順、太原兩處戰犯管理所，對全部日本戰犯的罪行進行審查、偵訊、核實。
即便是把這一千多名戰犯的罪行簡單匯總，也足以讓人瞠目：被他們直接殺害的中國平民和戰俘有857000人，燒毀、破壞房屋78000處，掠奪糧食3700萬噸，煤炭2.22億噸……
曾經被視為“勇武”“忠勇”的行為，現在成了對良知的拷問和煎熬。一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戰犯也覺得自己“不死不足以謝罪”，有28人向偵訊工作團遞交了處決請罪書，主動申請死刑。
藤田茂是自認必死無疑的日本戰犯之一。他在回憶錄中記錄當時的內心活動：“按《波茨坦宣言》，虐待俘虜要被處以重刑。在國際法庭的審判中，已經有1200多名日本軍官因此被處決。而我自己，僅‘秀嶺一號’作戰一戰，就殺害了86名俘虜。我明白，單憑這一點就可以判死刑。”
血債血償，於情於法都是這些日本戰犯應得的下場。但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還是依據他們的犯罪事實和認罪態度，採取了從寬處理的原則。最初給中央匯報的公訴方案中，絕大多數日本戰犯被免於起訴，准備起訴的戰犯是105名，其中70名罪行嚴重者足以被處以極刑。
這個已經是寬大處理的公訴方案卻被中央否定了。周恩來在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匯報時作了指示：“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起訴書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確定后才能起訴，對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訴。”
依據“不殺少判”的中央決策精神，最高人民檢察院反復斟酌縮減，最后確定的起訴人數隻有45人。
1956年6月19日，審判戰犯的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開庭了，鈴木啟久第一個走上被告席。他是所有戰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曾指揮制造6起屠殺慘案，每次屠殺都幾乎全村滅門，這些慘案的幸存者作為証人出庭作証，鈴木啟久當庭跪地認罪。
當年7月1日，是島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在《從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中，他寫道：“從開始悔罪時起，我等待這一天已經很久了。我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終結自己的人生。”
夏天悶熱的法庭中雖然預備了冰塊降溫，但島村衣服都已汗透，他全程神情嚴肅，從未動手擦去汗水。
審判長宣讀完公訴書，輪到島村三郎自我陳述，他忽然雙膝跪地，泣不成聲：“在鎮壓抗日行動中，我命令警察嚴刑拷問，刑罰無所不用其極……我無動於衷地聽著這些慘叫，甚至把這當成一種樂趣……我當年是一個魔鬼，一個不通人性的魔鬼，我殘殺了那麼多善良人的兒女，卻從未落過一滴眼淚……”
二戰之后，在世界范圍對戰犯進行審判的有幾十個國際法庭、軍事法庭，庭審數千次，從來沒有過的一幕出現在了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上。45名戰犯，對法庭指認的所有罪行全部承認，沒有辯解，沒有推脫。被告席上的很多戰犯痛哭流涕，當庭下跪，跪向審判席，又跪向旁聽的中國民眾。
參加旁聽的外國記者評論：“中國的審判，雖然檢察官與戰犯、受害者與戰犯、証人和法官與戰犯、審判者與被審判者各自的立場不同，但在庄嚴肅穆的法庭上，戰犯和所有人異口同聲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這在國際審判史上絕無先例。”
到7月20日，設在沈陽和太原的兩個特別法庭，分四次對45名日本戰犯進行了宣判。出乎這些准備以死謝罪的戰犯預料的是，中國法官沒有判決一個人死刑。鈴木啟久、武部六藏、藤田茂等罪行最重者，也僅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從他們被蘇聯紅軍俘獲時便開始計算。更讓戰犯們意外的是，除此45人之外，其他戰犯全部免予起訴，先后分兩批釋放，遣送回日本。
宣判之后，被判刑的戰犯被集中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服刑改造，這裡從此改稱撫順戰犯監獄。他們之中，武部六藏因為身患重病，在宣判后不久即假釋回國。另有一人在獄中病故。
到1964年3月，最后3名戰犯被提前釋放。此時，他們被新中國關押改造的時間總共有14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中國的時間也是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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