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歸聯”的遺產
從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鶴港需要4天，這是日本戰犯歸國的航線。
1956年6月21日，1000余名日本戰犯被新中國政府宣布免於起訴，他們分批登上了從日本開來的“興安丸”客輪。4天的航程中，一個名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的組織在回國日本戰犯中產生。
“興安丸”到達日本舞鶴港，很多人仍穿著撫順戰犯管理所統一分配的服裝——那是一身中國樣式的中山裝。日本當地政府部門為他們送上“大日本帝國”時代的軍服和軍靴，沒有一個人接受。
回到日本的第二天，“中歸聯”發表《告日本國民書》，文中寫道：隻要認識到本身所犯的錯誤，那麼如何會再次地去犯錯誤呢？我們絕對反對戰爭，絕對反對把人們驅向戰爭道路的軍國主義。
在歸國后的第一次公開亮相中，他們選擇了文藝匯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東京千代田區公會堂被《團結就是力量》、《東方紅》等中國革命歌曲淹沒。
因為在蘇聯和中國被關押了十余年，他們被視為異類，在試圖營建自己生活的時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干擾。警察時常會來進行所謂的思想狀況調查，還會要求他們提供關於蘇聯和中國的信息。一些歸國戰犯在公司裡、在社會上也會被莫名其妙地貼上“赤色分子”、“過激分子”的標簽。
島村三郎在《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的后記中寫道：“我們剛回國的時候，報紙、雜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現了‘洗腦’這個新詞匯，對我們的自我改造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其實，最先對他們“洗腦”的是日本軍國主義，洗去的是良知，灌輸的是邪惡。新中國對他們的改造，也可以說是“洗腦”，這一番洗去了邪惡，喚醒了良知。
為揭露戰爭罪行、保衛世界和平，“歸還者”們還從他們在中國關押期間寫作的《懺悔錄》中精選了15篇文章，並配上15幅歷史照片，編成《三光》一書出版，該書10天之內印刷6次，銷售之快佔戰后日本書籍銷售的第2位。
1963年，藤田茂獲得新中國提前釋放。他回到日本后擔任了“中歸聯”的會長。這位曾經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武士道精神”的忠實信徒，在年逾花甲之時成了日本和平人士的一面旗幟。他不斷帶領會員奔波於各地巡回演講，介紹中國政府對戰犯實行的人道主義待遇，用自身經歷勸誡民眾反省戰爭。
“中歸聯”成立后便發起了尋找中國勞工遺骨的活動，他們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國勞工遺骨、組織募捐，並護送這些遺骨回葬中國。藤田茂先后6次率團護送勞工遺骨返回中國，不停地邀請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訪問日本，但他最終還是沒能等到后者成行的那一天。
1984年，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第一任所長孫明齋等人率團訪問日本，“中歸聯”包括藤田茂在內的眾多老兵已相繼離世，親人們捧著骨灰前來迎接，以了卻這些老兵的心願。藤田茂去世時，身上穿著1972年周恩來總理贈給他的中山裝。
1988年，“中歸聯”會員集資22萬元人民幣，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內建立起一座潔白如玉的大理石謝罪碑，碑后用中日兩國文字刻著這樣的文字：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中，我們犯下了放火、殺人、掠奪等令人發指的滔天罪行。收容期間卻受到了中國共產黨、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義待遇，從而使我們恢復了人的良知……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難烈士表示真誠的謝罪，並發誓絕不允許再次發動侵略戰爭，為和平與日中友好作出貢獻。
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歸還者”離開了人世。到2002年時，活著的“中歸聯”成員僅剩100余人，多數也已是風燭殘年。這一年，最后一任會長富永正三去世，“中歸聯”不得不面臨解散的命運。
實體可以消弭，精神依然延續。“中歸聯”宣布解散的當天，“撫順奇跡繼承會”宣告成立。它的成員是“中歸聯”會員的后代子女和一群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青年。他們繼續記錄侵略戰爭証詞，編寫季刊《中歸聯》，繼承了反戰老兵們的夙願。
“撫順奇跡繼承會”在証明著，歷史不會因為一個特殊人群的消失而被遺忘。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謝罪碑旁，一簇牽牛花爬滿籬笆。
這些花的種子來自一個叫副島進的戰犯。在他獲釋回國前，中國管教員送給他一把牽牛花籽，告訴他說：“你來中國的時候拿著武器，回日本的時候帶著這些花種。希望你再來中國的時候，手裡拿著的是鮮花。”
回國后，副島進把花種栽在自家院子，悉心照料，並將結出的花籽分贈給鄰居。2007年副島進去世后，他夫人把新培育出的牽牛花籽回贈給撫順戰犯管理所。
在日本戰犯的謝罪碑旁，這些牽牛花旺盛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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