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俊才
戴鏡元1919年出生在永定縣岐嶺鄉竹聯村戴屋自然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8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5月紅4軍第二次入閩時轉為中共黨員。1933年3月，戴鏡元到中革軍委二局工作，從此開始解讀“天書”，並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技偵情報工作的創始人之一和技偵情報戰線杰出的領導者。由於所從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和高度機密性，戴鏡元從紅軍時期就一直工作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身邊，並多次受到毛澤東的嘉獎。
“長征路上走路的燈籠”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在中革軍委電台當譯電員的戴鏡元隨部隊長征。當時，中革軍委代號為“紅星縱隊”，電台代號為“第四分隊”，分隊隊長和副隊長分別是曾希聖和錢壯飛，戴鏡元任黨支部書記。在長征中，電台承擔了通信聯絡和偵聽敵軍情報的任務，因其關系重大而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特別關愛。
渡過湘江后的第二天下午兩點多，“第四分隊”來到了一個隻有四五戶人家的小村子，戴鏡元和戰友們利用休息時間架起電台偵聽敵情。但炊事員卻為做飯掉淚了，因幾天的急行軍沒有得到補給，隊裡早就斷糧了。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這時，毛澤東的管理員提著3隻肥大的母雞滿頭大汗地跑了過來，他邊跑還邊高聲喊：“主席給你們送雞來了，主席給你們送雞來了。”戴鏡元和戰友們都感動不已。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更加重視情報偵聽工作，並藉此做出了許多正確的決策。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壩召開會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的戰役計劃。參加會議的大多數同志都同意進攻打鼓新場，但毛澤東堅決不同意。連日來，通過分析戴鏡元和戰友們破譯的敵軍情報，毛澤東已經敏銳地覺察到蔣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場一帶調兵遣將，紅軍如果強攻打鼓新場，將會遭受到不應有的損失。盡管毛澤東苦口婆心，陳述了自己反對的理由，但由於大家求戰求勝心切，會議最后還是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場的決定。
散會以后，毛澤東一直放心不下，想到半夜還不能入睡，便提著馬燈找到周恩來，建議戰斗命令晚一點發，周恩來也覺得毛澤東的意見有道理。就在這天晚上11點，電台中突然傳來敵軍聯絡的信號，正在值班的戴鏡元和抄報員一下興奮起來，截獲的情報正是國民黨滇、川、黔軍的行動情況，敵人果然掌握了紅軍的動向，已經在打鼓新場布下口袋。戴鏡元拿著情報就往毛澤東住的房間跑。11日凌晨2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放棄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周恩來后來感慨地說：“如果我們貿然發起打鼓新場戰役，必然造成紅軍重大損失，后果真是不堪設想啊！”
“紅星縱隊”渡過金沙江后，在江畔的幾個石洞裡設立了渡江指揮部，電台也立即開始偵聽敵人的動向。當時，前有大江擋道，后有追兵，唯一的渡江工具是6艘勉強可用的木船，正確的情報將決定紅軍的生死存亡。戴鏡元和戰友們此前經過20多小時的連續行軍，本已極度疲勞，但他們仍與“瞌睡虫”作斗爭，一刻不停地抄收情報。敵軍調動頻繁，偵聽到的電報不停地涌來。戴鏡元一次又一次地飛跑到隔壁的山洞裡，將情報面呈毛澤東。根據這些情報，毛澤東准確地推算出了敵軍抵達金沙江畔的時間。中央紅軍2萬多人因此依靠6艘木船，經過9天9夜從容地渡過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在紅軍渡江后的第二天，國民黨中央軍兩個縱隊和滇軍一個縱隊才匆忙趕到，也隻能望江興嘆。
在整個長征過程中，戴鏡元和戰友們以扎扎實實和卓有成效的情報工作為中央的正確決策發揮了巨大作用，戴鏡元所在的單位由此獲得了中央領導的高度評價，被毛澤東稱為“長征路上走路的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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