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有勇氣”

二、鄧小平與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起草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文件的起草始於1984年 4月，由中央書記處主持。鄧小平支持並推動了全會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4年 9月 9日，鄧小平審看了國務院主要負責人一封題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的來信。該信與起草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密切相關。信中主要論述了計劃體制、價格改革和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等三個問題。在論及計劃體制時，信裡表達了四層意思：（1）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2）自發地盲目地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隻限於小商品、三類農副產品和服務修理行業，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3）計劃經濟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我國幅員遼闊，現代化手段不發達，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編制包羅萬象的指令性計劃，不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當前和今后的相當長時期內，我們的方針應該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4）指導性計劃主要用經濟手段來調節，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並不確切，今后不宜繼續沿用。應該如實地把兩者統一起來，而不要把它們割裂開來或對立起來。﹝1﹞收到信以后，鄧小平 9月 11日批示：“我贊成”。李先念也表示，信中提到的三個問題確實是﹝1﹞參見《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3—28頁。 根本性的問題，解決好了，將會大大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9月 13日，陳雲回信，也表示贊成。陳雲在信中說：“我國現在的經濟規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復雜得多了。因此，對五十年代適用的一些做法，現在不能也不應該套用。即使在五十年代，我們的經濟工作也不是完全套用蘇聯的做法。”（《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685頁。）顯然，鄧小平等人早就主張這一提法，並認可起草組的起草工作。

1984年 10月 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了鄧小平對《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決定》第七稿的電話意見：文件看過了，寫得很好，政治局會議我就不參加了。（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003頁。）由此可見，鄧小平對文件起草工作比較滿意。隨后，鄧小平對《決定》送審的第八稿批示“同意”。

關於全會文件的起草，盡管鄧小平說自己“沒有寫一個字，沒有改一個字”，但文件的基本思想他是認可的，基調是他定下來的，在全會《決定》的起草過程中，鄧小平起了別人起不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