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鄧小平研究述評

二、研究重點及主要觀點

（一）鄧小平領導藝術和政治風格

早在 20世紀 80年代，美國學術界就認為，鄧小平領導藝術和政治風格主要是“務實”。費正清指出：鄧小平執政后推行“逐步務實的改革”。但其“務實主義”“亦有限度”，如“需要限制中國現代化中的美國化成分”。（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Wat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01，p.205.）

近年來，美國學術界仍持上述觀點，但對鄧小平領導藝術和政治風格作了更廣泛的探討。傅高義認為，鄧小平領導藝術和政治風格有以下幾點：其一是坦率和務實。“鄧小平對自己和自己的權威充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能輕鬆自如，坦率機智，直言不諱。”“有些西方人對鄧小平的直率和務實很有印象。”其二是注意自己與同事間的政治氣氛。“他們能一起有效工作”，“雖然他擁有很大權力，但他知道必須很注意他與同事間的政治氣氛”。其三是自信和果斷。“他在解決重大問題時專注而果斷，既有以前戰時軍事指揮員那種天生的沉著，又有半個世紀裡接近權力中心處理生死問題養成的自信。”“鄧小平有內在的自信，這使他直奔實質問題。”其四是剛毅和冷靜。“鄧小平養成剛毅的品格，能做到憤怒和受挫時不形於色，不讓感情左右自己的決策，相反，把它建立在對黨和國家需要的仔細分析之上。”“大事當前，鄧小平喜歡獨自安靜思索，考慮他要說什麼，以便時機一到，他能作出清晰和明確的表述。”其五是言行有威信。鄧小平“行為一貫”，談話“能透出威信”。他本人“一直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具有本能的愛國主義和為共產黨獻身的精神，這鼓舞著其同事的信心”。他還“堅定地為黨和國家謀利益”，“不為自己的朋友撈好處”，並“嚴守黨紀”。（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p.3—9， p.385.）馮惠雲認為：鄧小平受防御性儒家戰略文化影響，是“具有儒家特征的領導人”。因此，他執政后對世界形勢更樂觀，對外手段趨向於“合作和實用型”，提出世界大戰可避免和世界和平有望等戰略判斷﹔對內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主張，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和現代化建設。（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78， p.80. ）基辛格亦認為，鄧小平有“直截了當的風格”，“不喜歡空談，非常講求實際”。（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Penguin Press， 2011， p.324.）

（二）鄧小平歷史地位

20世紀 90年代，美國學術界已經認為，鄧小平是新時期中國的改革設計師，他使中國進入了現代社會。白魯恂指出，在人類歷史上，也許從未出現過如此社會，進行如此全面的改革。鄧小平使中國從一個時代走向另一個時代，走向“現代社會”。（Lucian W. Pye， “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3， pp.412—413.）

新世紀以來，美國學術界不僅探討鄧小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而且研究其國際地位。惠妮•斯圖爾特指出：鄧小平“使中國登上當代國際政治舞台”（Whitney Stewart， Deng Xiaoping： Leader in a Changing China ， Minneapolis， Minnesota：Twenty-First Century Books， 2001， p.117.）。戴維•蘭普頓指出：鄧小平作為國家領導人對當代中國的主要貢獻有三大類：第一，“重新定義政治和國家生活的目標”，“從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增長”。第二，“將中國未來與全球一體化捆在一起”。第三，“培養一批技術型治國精英並使之機制化”。所有這些不僅使當代中國“走上持續發展之路”，而且還使世界對中國感興趣並來華投資。（David M. 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p.120. ）傅高義指出：鄧小平不僅“找到了富民強國之路”，引領“中國根本轉型”，而且領導中國“真正加入國際社會”，使中國成為“多種國際組織和全球體系中活躍成員”。（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693， pp.696—697.）

（三）鄧小平理論屬性

20世紀 80年代，美國學術界在鄧小平理論屬性方面主要有“新版的馬克思主義”、“后社會主義”和“民族共產主義”三種說法。莫裡斯 •邁斯納指出：鄧小平思想是“一種新版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此理論反映並促使人們適應“現存社會秩序”。它拋棄“所有空想和偏激成分”，從而成為“更正統的馬列主義理論”。（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p.217.）阿裡夫•德裡克指出：鄧小平 1982年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是“后社會主義”。它超越了對社會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吸收了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優點，但“欲確保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所以“此種后社會主義亦為一種后資本主義”，“力圖克服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弊端”。（Adrif Dirlik， “ Postsocialism？ Reflections on‘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in Arif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ed.，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89，pp.362—364. ）費正清則將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民族共產主義理論形態，在《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一書中認為，鄧小平在農村實行“合同制”，即“生產責任制”。此既非傳統社會主義生產形式，亦非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但適合當時的中國農村情況。（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Row， 1986， p.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