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鄧小平研究述評

（九）鄧小平社會學思想

上世紀80年代，美國學術界對鄧小平的社會學思想作了分析，尤其注意研究鄧小平社會安定和人口控制等思想。費正清指出：鄧小平恢復職務后領導中國共產黨進行撥亂反正，如給90萬甚至上百萬“文革”時期以及此前的受害者進行平反，使曾受批判和迫害而幸存的教授、作家、黨員等重見光明﹔他還對“文革”的起因和發展過程作評價，認為毛澤東的早期貢獻和晚年錯誤是七比三的關系，並繼續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前進的指導思想，順應了當時的人心。80年代初，中國的人口超過十億，但許多夫婦仍處於育齡期。為了控制中國人口的增長，鄧小平推行了“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孩子”政策。（John King Fairbank，China：Tradition＆Trans-formation，Boston，Massachusetts：Houghton MifflinCompany，1989，p.527，p.533.）

近年來，美國學術界對這方面的分析更加深入。蘇珊•格林哈爾希認為：鄧小平復出后支持計劃生育政策。1979年3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要控制人口增長。3月30日，他在中共理論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指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解決“人口多”的問題，“要大力加強計劃生育工作”。（Susan Greenhalgh，Just One Child：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357，p.87.）

（十）鄧小平國家統一思想

20世紀90年代，美國學術界認為，鄧小平國家統一思想的主要內容是“一國兩制”政策。這是現實主義的體現，有助於港澳回歸，並將對北京最終解決台灣問題產生積極意義。簡三強指出：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對香港、澳門和台灣回歸採取現實主義步驟”。通過運用“一國兩制”的模式，中國分別與英國和葡萄牙成功簽訂了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1999年收回澳門主權的條約。同時，中國政府也對台灣當局作出了調和的姿態。（Sanqiang Jian，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as Adaptive Behavior：China’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1982—1989，Lanham，Marylan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6，p.6.）

新世紀以來，美國學術界對鄧小平國家統一思想尤其是“一國兩制”思想作了更全面的探討。趙全勝指出：1980年初，鄧小平提出要爭取實現“中國統一”，並認為這是中國80年代三大任務之一。（Quansheng Zhao，“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in Guoli Liu，ed.，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New York：Walter DeGruyter，2004，pp.295—296.)王建偉指出：鄧小平將“和平共處”和“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引申到中國“內部事務”中，將“一國兩制”方案與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相聯系。(Jianwei Wang，“Democratization and China’sNation Building”，in Edward Friedman and Barrett L.McCormick，eds.，What if China Doesn’t Democratize？New York：M.E.Sharpe，2000，p.54.)邁克爾•莫利納指出：為解除西方人對共產黨人控制香港的恐懼，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政策。中國和英國終於在1984年就香港未來達成協議，簽訂《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根據此協議，英國將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這對鄧小平來說是很大的成功。”(Michael Molina，“Deng Xiaoping（1904—1997）”，in Xiaobing Li，ed.，China at War：an Encyclopedia，Santa Barbara，California：ABCCLIO，2012，p.104.)蘇葆立指出：鄧小平宣布用“一國兩制”政策解決台灣問題，為使台灣同大陸統一，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提供了極大的靈活性”。(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1989—2000，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Institution，2003，p.200.)

（十一）鄧小平外交思想

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術界認為，鄧小平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這有利於新時期中國在外交上處於主動。中國奉行此政策后，既與蘇聯和東歐國家恢復有限接觸，又與美國和日本建立密切關系，還維護其在第三世界中的形象，亦維護自己的主權。（Beth Green， Analysis of Post—1949 Threats to China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D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84， pp.5—6.）

新世紀以來，美國學術界對鄧小平外交思想作了較廣泛的探討。麥艾文指出：80年代初，鄧小平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的時代主題”，“此為改革時期中國的外交政策奠定基礎”。他追求“更加國際主義”和“有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外交政策。（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 Rand Corporation ， 2009， p.22. ）馬蒂指出：80年代，“鑒於此時並未向莫斯科開放，鄧小平不得不通過西方尤其是美國渠道追求經濟發展”。“在努力使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鄧小平不得不向西方傾斜，更准確地說是向美國傾斜。”（Michael E. Marti， China and the Legacy of Deng Xiaoping， Washington：Brassey’s，2002， p.13， p.18. ）趙全勝指出：到 80年代末 90年代初，鄧小平還制定了“28字”外交方針，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就是說，“為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或進行現代化建設，中國應在國際事務方面保持低姿態”。鄧小平認為，如果中國在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那麼中國才算“獲得成功”。（Quansheng Zhao，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Guoli Liu，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p.297.）趙穗生指出：鄧小平外交思想亦包括“周邊政策”，主張“睦鄰友好”，目的是創造一個良好地區環境以有助於中國經濟現代化建設和維護國家安全。（Suisheng Zhao，“The Making of China ’sPeriphery Policy”，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E. Sharpe， 2004， p.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