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艾尼
從勃沙特到薄復禮
1897年，在英國曼徹斯特的一對瑞士夫婦家中，誕生了一個男孩，他叫勃沙特。他從小便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十歲起就開始參加教會的活動。
在少年勃沙特的童年生活中，10歲時發生的一件事，對他的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在《神靈之手》中回憶：
1907年，在我的家鄉英國曼徹斯特鎮，有一位從中國回來的傳教士，他叫查爾斯·費爾克拉夫。他在曼徹斯特到處做報告，介紹中國的情況。鬼使神差，我也溜進了教堂，混在人群中得到了這個難得的機會。
通過費爾克拉夫的介紹，在少年勃沙特的腦海中，中國似乎就在曼徹斯特近郊，他決心以查爾斯先生為榜樣，去闖天下，探索未來，“甚至在夢中，我都想著去中國。如果有一輛車開往中國，我會不顧一切地跳上車的。”
20歲時，勃沙特的機遇到來了。他向一個名為“CIM”的教會組織提出申請，要求去中國。
“CIM”是基督教宣教組織“中國內地會”的縮寫，長期招募可以前往中國內陸地區長期工作的傳教士。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民初的混亂之中，“CIM”將傳教士們派往的又多是中國內陸的偏遠地區，艱難和風險可想而知。可能也正因為這樣，應征者並不多，勃沙特的申請很快得到了答復。他受邀參加教會會議，很快又被送到倫敦的訓練基地，培訓了三個月。
勃沙特后來回憶，在為期三個月的集體生活中，大家談話、做夢都是關於中國的苦力、乞丐、商人和地方行政長官。為了體驗生活，有一次，他同兩個學生一起去倫敦的唐人街，說是去買中國的鋼筆，其實是到一家中國的餐館去吃飯，“吃中國餐別有風味，不說別的，歐洲人使用中國筷子就夠笨拙可笑的。”
此后，勃沙特又被留下來進行了2年訓練，課程主要是醫學。勃沙特的指導老師湯姆·布拉格醫生曾到過中國，他對勃沙特說，中國內地缺醫少藥，在那裡如果不懂醫將陷入困境。他教學員們自己用繃帶打結，組織他們去郊外練習救護，教他們自己進行診斷、開處方，發放藥品。
勃沙特認為，后來在中國的經歷証明，這兩年的學醫生涯相當重要。
1922年10月前后，25歲的勃沙特到達了他中國之行的第一站——上海。在這裡，他除了為以后的旅行購置被單、草席、漢英字典等等之外，還在語言學校學習了一個階段的中文。
教書的是一位中國老先生，在見他之前，勃沙特等幾位年輕人反復練習了如何像中國學生一樣行鞠躬禮。老先生根據每個英國學生的英文名發音，都給了他們一個“信達雅”的中文名字。
勃沙特的中文名字是薄復禮。“薄”是取英文名字勃沙特的音首為姓，“復禮”取自《論語》的“克己復禮”，儒家指約束自己，使每件事都歸於西周之禮。“克己復禮”是達到仁的境界的修養方法。
要讓一個初學中文的英國人明白這兩個字的意思可不容易，不過，勃沙特很滿意自己的中國名字，在《神靈之手》中解釋自己的名字也算准確：“我的名字薄復禮，意思是不自私自利，以克己復禮為榮。”
從此，勃沙特變成了薄復禮，一個帶著濃重儒家色彩的中文名陪伴他在中國度過了20多年。
分配的時候，“CIM”的負責人霍思特把薄復禮叫去，指著地圖上的遵義市對他說，這是貴州的第二大城市，這裡曾經有一座建立年代較久的教堂。
在此后的十余年間，薄復禮在貴州輾轉多地，他經歷了殘酷的戰爭、經歷了1925年貴州的大飢荒，也收獲了愛情。在貴陽的一座小教堂禮裡，薄復禮和同來中國傳教的瑞士姑娘露西舉辦了婚禮，並坐上中國的花轎前往距貴陽十八裡的地方度蜜月，最終二人定居在貴州鎮遠的一座教堂。
時間的鐘擺走到1934年秋天，一次與紅軍的“偶遇”，改變了薄復禮的生命軌跡。
初見紅軍
1934年的8月，為了一個月的宗教學習，薄復禮和妻子一起離開了貴州鎮遠的家，前往黔西安順。
他在《神靈之手》一書中回憶：
那裡是另一位牧師阿爾伯特夫婦的教區。當時他們在安順創辦了一所教會學校，決定在宗教節日裡，以學校的名義，邀請在貴州的外籍教會人員聚會。我們希望通過參加這次活動，在那裡同分離的朋友相聚。
一心傳教、不問政治的薄復禮當時並不知道，1934年的中國共產黨，正經歷的一個怎樣曲折而艱難的秋天。
由於博古、李德等人“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
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給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
時任紅六軍團軍團長的蕭克在回憶錄中詳細記錄了這個過程。
1934年7月23日，中央軍委給湘贛省委來電指示：“中央書記處及軍委決定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擴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
這個長電中，中央軍委對中央紅軍的意圖沒有說明，后來我們在行動中體會到，中央紅軍也可能向西撤，中央電令我們起先遣隊的作用，周恩來后來曾說過，當時組織紅軍第六、七軍團分別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
經過充分的准備，8月7日下午3點，紅六軍團約九千人，由遂川的橫石出發，踏上了西進的征途。
根據中央軍委指示，由任弼時正式宣布成立紅六軍團領導機關，蕭克為軍團長兼十七師師長，王震為軍團政委兼十七師政委。
紅六軍團從湘鄂黔邊進入貴州，在當地群眾的幫助下，他們順利地渡過了清水江，又突破了湘、桂、黔三省敵軍共18個團的包圍，強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裝盤踞的老黃平縣城——舊州。
在這裡，紅六軍團“偶遇”了傳教士薄復禮夫婦。
薄復禮夫婦參加的宗教活動結束后，起身回鎮遠。途經舊州時，他們和在那裡傳教的海曼夫婦度過了1934年9月的最后一個星期天。
10月1日一早，海曼夫婦送他們上路，“路上小心！”海曼迎著晨風對薄復禮揮了揮手，大聲說道。
僅僅分手24小時以后，他們和海曼夫婦又在一種奇特的情形下見面了。
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這樣描述：
此時，我們已經聽聞鎮遠那邊“出了亂子”，我並不知道“亂子”是什麼，也不清楚當時政府軍（即國民黨軍）的動向。回家的路有大小兩條，為了選擇道路，我們爭論了好半天，隨行的廚師堅持要走小路，我們就選擇小路前行。結果，還沒等下山，從樹林中沖出了一群人，攔住了去路。
薄復禮發現，這些人大都操著江西方言，都帶著相同的帽子，佩戴著紅色標志。
帽子的頂很大，有點像西方賽馬騎師帽。他們穿的衣服則很雜亂，簡直一個人一個樣。看到山下小村裡有很多他們的人時，我第一個印象是，抓我們的人是強盜，我們被綁票了。不過，當看清那些人在牆上新寫的標語后，我才恍然大悟：他們就是共產黨！
因為國民黨的反動宣傳，紅軍長征開始時，很多貴州的老百姓對紅軍都不大了解。薄復禮也不例外，他以為自己被“共匪”綁票了。
薄復禮看到人群中還有剪短發的婦女，在齊耳的短發之下，一套男軍裝收拾得整潔得體，這令他心裡又生起疑來：土匪是這樣的嗎？
他被帶到一間大馬廄裡，隨即被鬆綁。紅軍如數歸還了他的財物，連他旅費中的幾個銀毫子也如數奉還。
這下，薄復禮更摸不著頭腦了：“如果不想搶劫財產，為什麼還要把我們抓到這裡來呢？”
薄復禮隨后被帶去見“法官”，也就是他最初接觸到的紅軍干部：
在帶去見法官的時候，法官的妻子始終坐在床上注視著我們，最初，我認為那個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實証明她很和善，並好像受過很好的教育。當我告訴他們，我妻子可能不能堅持跟他們走這麼多路時，法官的妻子寬慰我：“我也是個女人，她將會像我一樣慢慢適應。”當我對法官闡述基督教義時，他總迷惑不解，因此，往往由他妻子再進一步解釋我的這些“鬼話”。
他在書裡一直稱“法官”的人，是紅六軍團保衛局長吳德峰。他稱為“法官妻子”的，是吳德峰的妻子戚元德，時任紅六軍團保衛局黨總支書記。
1934年10月2日，紅六軍團經過55天的艱苦征戰，進入貴州黃平境內，於當日八九點鐘攻佔黃平老縣城——舊州。
舊州城東，有一所幽靜的天主教堂，院內建有一座德國式的高大寬敞的禮拜堂和一棟中國式的普通教會學校。加拿大籍英國基督教中華內地會舊州教會牧師阿諾利斯·海曼夫婦就居住在那棟二層樓房裡。
紅軍攻佔舊州后，與薄復禮夫婦一樣，海曼夫婦也被帶到了紅軍的隊伍裡。
蕭克在回憶錄中回憶這一事件時說：
在舊州地區，我們扣留了外國傳教士薄復禮和海曼。當時，正處於緊張的戰斗行軍時期，對這些不明身份的外國人，自然不能放過，雖然我們很快查明了他們的身份，並釋放了他們的家人，但還是留下了薄復禮和海曼。
有關這一涉外事件的歷史背景，戚元德后來回憶說：“當時在貴州的教會，大多支持反動政府和土豪劣紳，以宗教迷信欺騙麻痺教友，進行反動宣傳，指責我們是‘洪水猛獸’、‘土匪流寇’，是‘紅禍’。我們每到一處，他們都號召教友‘堅壁清野’，與反動政府一起撤退，視我們為敵。因此，我們抓到教會骨干成員，都要甄別審訊，沒問題的放，有問題的都以帝國主義間諜罪處以徒刑和罰款。隻要他們認罪，不與共產黨、紅軍為敵﹔隻要交納罰金，支持紅軍革命、抗日救國，就立即放人，並保証護送他們到達安全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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