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艾尼
紅六軍團在長征中攻佔湘中新化縣城后部分干部合影。前排左三為王震，左五為蕭克。
老年薄復禮。
抗戰初期，蕭克（左）和賀龍的合影。
獲釋后的海曼。
紅軍發給海曼的通行証。
剛開始被紅軍看管起來的外國人總共有七人，即薄復禮夫婦、海曼夫婦及其兩個孩子(大的3歲、小的8個月)，另外一個是新西蘭籍英國基督教中華內地會思南教區傳教士埃米·布勞斯小姐。
紅軍佔領舊州的當晚，就分別對五名外國成年男女進行了審訊。軍團領導和保衛局研究后，首先釋放了四名挑夫，將女仆和廚師暫且留了下來，以便照顧幾名外國人的生活。出於人道考慮，對五名外國成年男女也加以區別對待，其中的兩名已婚婦女和兩個小孩當即予以釋放。
蕭克在回憶錄中道出了扣留薄、海二人的另一層原因：
坦率地講，我們扣留他們兩人的主要原因，是從軍事角度來考慮的。西征以來，轉戰五十多天，暑天行軍，傷、病兵日益增多，苦於無藥醫治。我們知道幾位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於是，提出釋放他們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或經費。
此時的薄復禮，對於抓捕、扣留了他的紅軍仍然心懷恐懼，戰戰兢兢。但幾天后發生的一件事情，令他對共產黨的看法開始產生了一點改觀。
翻譯地圖
在舊州教堂，紅軍有一個意外的收獲——一張外國出版的貴州地圖，對於不熟悉貴州地形的紅軍來說，這張地圖是非常珍貴的。
到達貴州后，紅軍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地形不熟悉，《蕭克回憶錄》中寫道：
貴州是個多山多雨的省份，常聽人講貴州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到這裡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們從江西、湖南帶的馬，不習慣那種道路，好多都掉到溝裡去了。老百姓也沒有受過我黨和大革命多少影響，對紅軍不大了解。尤其困難的是沒有軍用地圖，全靠找向導指路。對於一支獨立行動的隊伍來說，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又沒有群眾基礎、甚至連地圖都沒有的地區活動，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當蕭克拿到這張寶貴的貴州地圖時，激動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不過，攤開地圖，蕭克不禁又皺起了眉頭：這張地圖不是中文的，上面標的地名全是外國文字，完全看不懂。
蕭克叫來兩個稍懂外語的干部，他們說地圖上不是英文，同樣看不懂。這時，有人提醒說，前些天抓住了幾個外國人，有個叫薄復禮的能講漢語，還認識不少漢字，何不讓他來試試看能不能認識這些“洋文”。
蕭克一聽，趕緊派人把薄復禮找來。
薄復禮拿著地圖一看，認出上面的字都是法文，他還當真法語熟練，把圖上所有的道路、村鎮的名字翻譯了過來。
薄復禮翻譯，蕭克記錄並在地圖上標注。兩人忙了大半夜。不過兩人的交流顯然不隻翻譯地名。薄復禮記得蕭克“希望避免在運動中遇到汽車路”，蕭克則“不僅知道了許多軍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這一天的遭遇，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有非常詳細的記錄。寫這本書時，薄復禮已經被紅軍釋放，完全不需要出於功利或自保考慮而對紅軍有任何恭維之詞。而他對蕭克的第一印象是這樣的：
我的良心受到質問。他隻有25歲，是一個熱情奔放、生氣勃勃的領導者，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閃閃發光，充滿了信心和力量。在艱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撓。顯而易見，他是一個充滿追求精神的共產黨將軍，正希望在貴州東部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權。
令薄復禮感到“良心受到質問”的，是蕭克年輕而充滿熱情的形象和他腦海裡“土匪”的樣子毫不相干，從這個晚上開始，他慢慢地接觸和了解了真正的共產黨人。
蕭克后來回憶說，他當時對傳教士的印象也是不好的，因為認為他們來中國是搞文化侵略，所以把他們當地主一樣看待。但經過與薄復禮合作翻譯地圖的這一晚接觸后，他的看法有了改變。“他幫我們翻譯的地圖成為我們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向導。我作為一個獨立行動的軍隊的指揮者，在困難的時候受到人們的幫助，不管時間多久，也難忘記。”
在后面的一路同行中，薄復禮慢慢發現，這支訓練有素的隊伍有很多獨特之處令他瞠目結舌。
外國人的長征生活
離開舊州后，薄復禮、海曼和埃米三人跟隨紅六軍團，開始了他們的“長征生活”。對於這些外國人來說，行軍當然是辛苦的，更不要說是艱苦卓絕的長征。
我們進入了一種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隻吃一頓飯，一天天沒有休息和禮拜日的行軍。
新西蘭籍的埃米·布勞斯小姐對行軍生活尤其吃不消。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體很胖，行動比較遲緩，行軍時總是趕不上趟。
薄復禮這樣記錄總是拖在隊伍最后的埃米小姐：
他們經過考慮，將埃米小姐放在隊伍后面，不過天黑前也要到達宿營地。可憐的埃米小姐，她總是在后面追，往往好像后面剛趕到，前面又吹響了出發號。
埃米小姐隻跟著走了兩天，腳上就打了幾個水泡，鞋子也磨爛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無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單撕成長條，打成比較柔軟的布條“草鞋”，讓埃米小姐穿上堅持行走。
“記得洋小姐的一雙布‘草鞋’，是我親自編打的，我還特意在鞋頭給她裝飾了一個紅色絨球。她看了很驚訝，一再說穿著很舒適，表示非常感謝。”戚元德回憶說。
為保証兩名外國男傳教士能夠穿上鞋子，不至於赤腳行軍，戚元德還把吳德峰的一雙布鞋、一雙長筒靴，拿出來送給薄復禮和海曼。
薄復禮回憶：
行軍路上，我的一隻鞋子壞了，紅軍給我找了一雙非常合腳的橡膠雨鞋，它是剛從一位正在嘟噥著的同志腳上“沒收”的。因為氣候潮濕，雨多，我們提出要塊雨布，結果給了一件床單。我們后來才知道，這在紅軍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應了。
一周后，當部隊來到一處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帶，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紅軍決定無條件地將埃米釋放。戚元德回憶說：“臨走時，她對我們表示千謝萬謝。我目送她走了很遠，看見她還回過頭來，向我們招手致謝。”
埃米被釋放后，隻剩下薄復禮和海曼兩名成年男性外國人，跟著紅軍一路前行。
薄復禮在書中，詳細地講述了他跟隨紅軍遭遇的各種突圍和游擊。雖然作為一個外國人，他當時並不完全清楚戰事情況，但是他所描繪的場面，在黨史中都有相應事件作參照。他提供的細節，恰是這段歷史的珍貴注腳。
在行軍中，他無意間見証了紅軍長征中的一個重要事件——木黃會師。
紅二、六軍團木黃會師，是中國紅軍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來自不同戰略區域的兩支紅軍聯合在一起，為紅二方面軍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薄復禮對於紅二、六軍團會師的回憶，生動而細節化。
這一天，是紅軍會師的熱鬧日子，住地鑼鼓鏗鏘，彩旗飛揚。我們同先到這裡不久的賀龍紅二軍團合並了。賀龍的軍隊，衣著更加破爛，但軍隊中紅色旗幟及標志卻十分明顯。
在一次行軍途中，一個蓄有小胡子、年約四十歲的中年人，騎著一匹馬，頗有風度地從我們這支特殊的隊伍前走過，我們知道，他是賀龍將軍。
蕭克在回憶錄裡，對這次重要的會師也有詳細的記錄：
1934年10月24日，紅六軍團抵達貴州印江縣木黃，與紅二軍團勝利會師。在木黃，我和任弼時、王震等與二軍團首長賀龍、關向應、夏曦等同志歡聚一堂。
木黃會師之后，兩軍團領導商量，黔東根據地縱橫才200裡，人口隻有10萬，人少糧缺，從兩軍會師后的發展前程看，需找到更好的發展方向。紅軍准備由黔東轉戰湘西。
轉戰路上，敵人的圍追堵截不斷。在由四川酉陽前往湘西時，為了擺脫尾隨的敵人，紅軍進行了連續多日超出人體極限的急行軍。這段路程讓兩個外國人苦不堪言。
負責照顧他們的戚元德，看出這兩人已經難以承受疲憊，安慰他們說會給他們找馬騎。在紅軍中，隻有高級指揮員才配備馬匹，部隊忙著前進，馬匹哪有那麼容易補充。三天之后，戚元德好不容易才給他們找了一頭騾子。薄復禮和海曼輪換著騎，勉強能跟上紅軍戰士的腳步。
1987年，時年90歲高齡的薄復禮老人，仍念念不忘地對李雲飛說：紅軍對他“很好，很好”，因為他大部分時間都能騎馬，而且還給他配備了一名馬夫。
不一樣的無產者
除了一路上受到的優待以外，令他最記憶深刻的，是與紅軍的交往，讓他看到了一群“理想主義者”。同時，他也用他的筆描寫了紅二、六軍團艱苦長征的戰士群像。 在長征的行進中，薄復禮看到的，是一群極能吃苦的人：
路，在中國的定義與英國略有不同。隨紅軍所走的路，有時幾乎只是前邊的人踏出的一條痕跡，說不上路。
在山間的路上行走，滑得很，數千人馬邁著沉重的腳步走在這條道上，把本來就很滑的路弄得泥濘不堪。跌倒是家常便飯，衣服上的泥漿常常是這塊干了，那裡又新添了塊濕的，好在大家都習以為常，而且一旦有人摔倒，立即就有人把你扶起來，一起前進，並沒有笑話你不會走路。
光是跟上紅軍戰士前進的腳步，薄復禮就已經疲於奔命。難以置信的是，在極度疲憊的趕路之外，那些平日裡默默行軍、雕塑一般的戰士們，還不放棄任何時間來學習。
我看到勤奮的紅軍戰士除了忙著打草鞋、補衣服外，還抓緊時間學習文化知識，聽關於共產主義原理的黨課武裝思想。每個排還經常召開會議，會前先選一個議題，要大家做准備，開會時，大家踴躍發言，特別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勵下，講自己受地主剝削的親身經歷。每次發言后，排長做總結，重申主要觀點。
一旦到了某個駐地，可以進行極為短暫的休整，紅軍都會建立“列寧室”。
所謂“列寧室”，實際上就是紅軍讀書學習的一個地方，有時利用房子，有時就自己動手臨時建，八根竹竿或樹樁做樁，綠色的樹枝和竹枝編在一起作牆，屋頂鋪上稻草就算天花板。這個地方就成了他們讀書學習或者集體活動的地方。
更加令薄復禮訝異的是，這群勤奮、肯吃苦的人，即便是最底層的士兵也有著“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問一個紅軍戰士：“農民和地主的界限你們是如何劃分的？”戰士告訴他：“按自食其力。如果一個人的土地由別人來耕種，那他就是壓迫者。”
薄復禮眼中的紅軍，幾乎總處在被敵人圍追堵截的危險境地，但他們並不悲觀。他們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們始終保持著快樂。
對於軍中的娛樂活動，薄復禮也有記錄：
紅軍的娛樂活動通常安排在傍晚，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有時，他們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圓圈，坐在地上，隊長就點人出來唱歌，不會唱的就進行摔跤比賽，不論輸贏都有一陣熱烈的掌聲。
他們的游戲有時候也有復雜的，比如武術，還有擊劍活動，籃球也是他們所愛的活動之一，他們有時候還化妝演戲，我記得有一天晚上，一個士兵到我們的房子裡來，向我借帽子，我就把那頂舊氈帽借給了他。后來聽說他們要化妝成蔣介石和另外一個帝國主義分子參加演出。
而在紅軍豐富多彩的游戲娛樂之中，薄復禮從沒有看到賭博——在他眼中，那是中國人最熱衷的一項娛樂：
在中國，這麼大的一群人中沒有賭博現象的確少見。據說，紅軍是嚴格禁止賭博的。紅軍的新兵有抽鴉片煙的，但入伍不久，就集中到一起，集中戒煙。他們住在一間大房子裡，吃得較好，不參加軍事訓練，衛生員給每個人配一些戒煙用的藥。大約兩個星期，這些新戰士的煙癮就戒掉了。
重返中國
不知不覺，薄復禮和海曼在長征的隊伍裡過了一年，1935年的11月18日，紅軍從湖南桑植出發的前一天，因為身體極度虛弱，海曼收到了紅軍發給他的釋放通行証。
海曼被釋放了，薄復禮卻仍然留在紅軍的隊伍裡，雖然他早已不再害怕這些帶著紅色標志的人們，但對妻子的想念，對自由的向往，仍令他在行軍之中暗自神傷。
1936年的春天來了，此時的薄復禮，已經隨長征的隊伍進入了雲南境內。紅軍先頭部隊攻佔距離昆明四五十裡的富民縣城，另一部直抵廠口附近活動，逼近昆明。
有一天，薄復禮正在晒太陽，遠遠瞧見蕭克同他的警衛員走過來。在親熱地打過招呼之后，蕭克告訴了薄復禮一個喜訊：紅軍准備釋放他。
釋放薄復禮的日子，紅軍似乎經過了精心的挑選和准備。因為薄復禮記得很清楚，那天是4月12日，是個禮拜日，又是復活節。
這一天，紅軍破例擺了一桌酒席，為他們特殊的朋友薄復禮餞行。紅六軍團司令員蕭克、保衛局長吳德峰和戚元德坐在桌上，作陪的還有紅軍曾經的“俘虜”，原國民黨軍第四十一師師長張振漢，當時已是紅軍學校教員。
紅軍長征途中的酒席，遠遠算不上豐盛。給薄復禮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戚元德變戲法一樣拿出來的一罐咖啡，蕭克則給他做了一個拿手菜——粉蒸肉。
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回憶道：
吳法官說，如果你願意保持聯系的話，我們將很高興能收到你的信。蕭將軍也插話說：“你作為一個旅游者留在中國我不反對，甚至可以允許你辦學校，隻要不欺騙學生和百姓，讓他們信奉什麼上帝，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回家並留在那裡，這可能更好些。”
飯后，吳德峰還向薄復禮交代了有關事項，問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費，薄復禮以兩天路程計算，提出要四塊銀元。吳德峰給了他十塊。
第二天凌晨，紅軍從駐地撤離了，兩天以后，重獲自由的薄復禮到了省會昆明。在那裡，他重新見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海倫。
至此，薄復禮隨紅軍長征時間達18個月，轉戰了貴州、四川、湖北、湖南、雲南等5個省，行程達近萬公裡，成為紅軍長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參加者。
三個月后，薄復禮在英國出版了《神靈之手》。當年10月，他回到英國，他本人也因為成為了一段傳奇經歷的主角，被邀請參加多個報告會。
令人欣慰的是，這位在紅軍中18個月的英國傳教士，對共產黨的描述友善而客觀。
英國地方報告會的一段記錄中是這樣說的：
勃沙特先生告訴我們，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訝的熱情，對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有的。
1939年，薄復禮作為國際教會組織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再次到貴州省盤縣一帶，直到1951年，薄復禮與妻子被召回國。
當夫婦倆就要離開前后生活了約30年的中國時，他們依依不舍的神情溢於言表。臨行前，薄復禮說：“我是最后一個離開貴州回國的外國人。別的外國傳教士都害怕共產黨，可我不怕，因為我了解他們。隻要共產黨像我所見到的紅軍，就用不著害怕。他們是講友誼的，是信得過的朋友。”
又是30多年之后，已經古稀之年的蕭克將軍重新找到了老朋友薄復禮。蕭克這樣闡述他們的友誼：
人的信仰可以不同，但並不影響相互間的交往，甚至相互影響，發展友誼，成為朋友。
盡管曾經失卻聯系，這份友誼卻延續了半個多世紀。1936年，剛剛被紅軍釋放的薄復禮在昆明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幾句：
感謝“被捕”，
友誼和血的聯結，
超過了世間的一切。
我們患難與共，
我們共勉負重。
為那珍貴的互助，
我洒下深情的淚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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