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介甫
駁斥“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
上世紀50年代后期，在我國民族工作中出現了“左”的傾向，如：在平息叛亂、民主改革方面出現了嚴重擴大化﹔民族區域自治方面，不尊重自治權利，甚至任意撤消、合並民族自治地方﹔反地方民族主義擴大化，傷害了許多少數民族干部﹔急於實現民族融合，促進民族消亡﹔漠視甚至不承認民族特點﹔不重視對民族上層的工作，甚至任意加以打擊﹔等等。這些“左”的傾向，后來在理論上集中表現為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
“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個說法，原來出自1958年中共中央批轉青海省委《關於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反革命武裝叛亂事件的教訓的報告》的批語。1958年4月，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發生反革命叛亂，裹脅三四千人，圍攻循化縣城兩天三夜。叛亂區內68.4%的黨員、65.9%的團員參加了叛亂。鑒於這種嚴重的教訓，中央批語指出，要切實糾正隻顧生產建設，不管階級斗爭，在對敵斗爭上解除了思想武裝的錯誤。對於少數民族的黨員，需要經常加強階級教育和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教育，對其中有宗教信仰的黨員還應當加強無神論的教育，使他們劃清共產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有神論和無神論的界限，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成為名副其實的共產主義者。中央接著指出，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中，應當結合當地條件，堅定不移地貫徹階級路線。要時刻記住“在階級社會裡，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不把握階級實質，是不能徹底解決民族問題的。很明顯，這裡所說“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是針對循化反革命叛亂這類嚴重階級斗爭事件的教訓提出來的，並且還在前面特別加上了“在階級社會裡”的限制詞。這當然並無不可，因為當時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確實存在嚴重的階級斗爭，如循化撒拉族叛亂、康青藏區叛亂、達賴集團1959年在西藏發動武裝叛亂，毫無疑問都是嚴重的階級斗爭。
但是，這個說法到上世紀60年代初期批判統戰、民族工作方面所謂“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的斗爭中，就根本改變性質了。它被擴大化、普遍化，提升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甚至被編入馬恩列斯語錄，用作語錄的標題），並且去掉了前面“在階級社會裡”的限制詞。這樣一來，“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就變成一個沒有時間、地點、條件的普遍命題，不論什麼時代，也不論什麼國家，隻要有民族問題，其實質就是階級問題，有些民族問題（如尊重民族風俗習慣和民族間互相通婚之類的問題），他們認為其“實質並不是階級問題，因而也就不成其為民族問題”。民族和階級、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被說成同始同終，混而為一。“隻有階級和階級斗爭消滅了，民族問題才不存在。”而他們所說的“階級問題”並不包括勞動階級，而是指“帝國主義者、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者、蔣介石匪幫以及各民族中的反革命分子”，“少數民族中沒有改造好的民族宗教上層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農民中的一部分具有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的富裕中農”。他們根本否認勞動人民中有民族矛盾和民族問題（因而當然也不承認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名言“民族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認為民族矛盾隻能是敵我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反映。
由此可見，“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個說法，第一否認了毛主席“首先是階級消亡，而后是國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的著名論斷，否認階級消亡后民族還會存在很長的時間，仍然會有民族問題。
第二，否認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基本上是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問題，仍然把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說成是剝削階級和反動派的問題，並以此為根據把我們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打成“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當時的批判者斷言：這條路線最本質、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否認階級問題是民族問題的實質，否認我們國家中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的存在是民族問題存在的根源，否認民族問題的解決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革命問題。由此，他們給我們黨的各項民族政策扣上種種罪名。如：把我們黨從實際出發，在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和平改革，說成反對階級斗爭，反對革命﹔把我們黨1953年提出的消滅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一項基本任務，說成是掩蓋階級矛盾，轉移階級斗爭的鋒芒，不要革命﹔把強調實現民族自治權利，說成是隻講民族，不講階級，隻講民族自治，不講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把自治機關的民族化，說成反對共產主義化，要資產階級化，搞全民黨﹔把在反對民族主義中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說成是反漢、反黨、反中央﹔把承認民族差別，注意民族特點，說成反對民族親近和民族融合，反對打破民族壁壘和民族界限，要永遠保存民族，從而保存階級﹔把講社會主義民族關系，說成是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搞全民國家﹔把對少數民族上層的統一戰線，說成是投降主義。如此等等。李維漢和一大批民族工作者、少數民族干部由此遭受錯誤的批判和打擊。
第三，否認即使在舊社會，民族問題也不完全限於民族壓迫和反抗民族壓迫的斗爭問題（這無疑是階級斗爭和主要矛盾），各族勞動人民之間也存在民族關系問題，他們也必須在互相尊重民族風俗習慣和民族感情，正確處理彼此的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友好相處，團結互助。
第四，個別堅持這個說法的人特別強調它的世界意義，認為：“現在全世界還有數十億人口，數千個民族，生活在剝削階級佔統治地位的國家裡，毫無疑問，這些國家裡的民族問題的實質仍然是階級問題。”他們熱衷於把這個說法推銷到全世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的國家，要他們接受這個“普遍原理”。但是，我們知道大多數發展中的國家都有多民族存在，這些民族間的關系已經根本不同於帝國主義與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關系。如果他們真的聽信“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普遍原理”，用來處理這種民族關系，不是正確對待民族差別、民族特點和民族正當權利，搞好民族間的團結互助，而是挑起民族間的斗爭和沖突，那就不可能有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更不可能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得到發展繁榮。這顯然決非這些國家和民族之福。
這些都可以說明，“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表現，是“左”傾錯誤路線在民族工作中的集中的理論表現。宣揚這個說法的人就宣稱：“階級斗爭是一切工作的綱，也是民族工作的綱。”
黨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隨著又來糾正“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錯誤。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明確指出：“各民族的存在，多數是千百年歷史形成的，今后很長時間也將繼續存在。在我國各民族都已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間的關系都是勞動人民間的關系（引者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作：基本上是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因此，所謂‘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是錯誤的（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毛主席在支持美國黑人斗爭時所說‘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是指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壟斷集團和反動派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廣大黑人同白人勞動者聯合起來，才能實現自己的解放。毛主席這個論斷，完全不能適用於我國解放后的民族關系），這種宣傳隻能在民族關系上造成嚴重誤解。”
在中央的這個通知的啟示和指引下，我著手起草《評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一文。初稿寫出后，送給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審閱。我的這個初稿，針對上世紀60年代用“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根大棒批判民族工作方面所謂“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時提出的種種論點，以及強加於黨的行之有效的各項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者特別是李維漢的種種罪名，逐一加以批駁。初稿經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審閱后，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林澗清約我去談。他指出，這種對錯誤論點逐一進行批駁的寫法，有點像跟著這些錯誤論點走，比較被動。他建議改變這種寫法，主動集中講清幾個問題。他還向我傳達了胡喬木的兩個重要批示：一個是“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一個是鑒於青海省委書記梁步庭同志提出的意見，對“在我國各民族都已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今天，各民族的關系都是勞動人民間的關系”作了修改，加上“基本上”3個字，改為“基本上是勞動人民間的關系”。
我按照林澗清的建議和胡喬木的批示，對稿子作了改寫，主動集中講清3個問題：第一個是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不能混淆（但在一定的條件下有一定的聯系）。第二個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基本上是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問題。第三個是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問題的內容和根源，包括：（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鞏固各民族民主平等的團結統一﹔（二）逐步消除各民族間政治、經濟、文化事實上的不平等﹔（三）承認民族差別，照顧民族特點，正確對待和處理民族矛盾。結合著正面的論述，批駁有關“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個說法的錯誤觀點及其對我國民族關系的危害。這三大問題，既是我國民族問題方面需要確立的三大政治理論觀點，也是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個說法的三大政治理論要害。這個稿子，經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幫助修改后，刊登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編印的《調查和研究》第45期上。接著，又經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作了一些修改和加工，於1980年7月15日由《人民日報》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發表。
這篇文章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的精神，澄清了“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造成的思想混亂，對民族工作和理論工作的撥亂反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整個理論戰線和民族工作戰線撥亂反正的重要部分。李維漢當時在中央統戰部部務會議上說：“這篇文章講清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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