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介甫
作為統一戰線工作者的一名新兵，我對黃鑄早就有所聞，他不僅是中央統戰部的第一任部長李維漢的秘書，而且是一位資深的統一戰線政策理論研究專家，他參與了統一戰線多項理論政策調研、制定和出台，為統一戰線理論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
起初認識黃鑄是在統戰部內部刊物上，因為他的文章不時見諸統戰部主辦的《調研參考》上，讀他的文章，感覺既有新鮮感，又有說服力，而且有歷史的厚重和韻味，他的每篇文章都是從歷史的厚重中分析得來，讀來讓你感覺清晰明了，沒有任何粉飾和華麗詞藻，說理透徹，目標明確。尤其讓你敬佩的是，他的思維非常敏捷，社會思潮，特別是有關民族宗教方面的與黨的政策相違背相抵觸的，他都要義正詞嚴地撰文反駁和商榷，或許寫這篇文章的是他的好友，抑或是他的老部下，甚至是同事、上級，他都毫不留情面地予以批駁。就在我去採訪他的那天上午，他取出一篇《加強中華民族的政治認同》的文章讓我看（《環球時報》，2013年7月23日），對文章中提出的“政治認同”有不同的看法。並說自己正在寫一篇《××教授要中華民族加強什麼政治認同》的文章，我當時真的非常驚訝，一是他對我國民族政策責任感，二是敬佩他的政治敏銳性和抓住問題實質的敏捷。果真，他沒過幾天，給我送來了自己的大作。一星期后，他的這篇文章分別發表在《中國民族報》、《環球時報》上。
黃鑄離休后，一直沒有放棄自己喜愛的理論研究，筆耕不輟。我面前放著他8本厚厚的著作，這些都是他離休后發表在各大報紙刊物的文章大集。讀著這些文章，你能體會到他的思想是如此的深邃，知識是如此的淵博，特別是對統一戰線的理論政策是如此執著和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情是如此深厚。
也許是幾十年來從事理論政策研究的緣故，他給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不苟言笑。他說話一本正經，做事情一本正經，寫文章也一本正經，他嚴肅而刻板的臉上總是寫著一種讓人讀不懂的冷峻，尤其是與你談論統戰理論政策，他更是嚴謹有加，擲地有聲，不容置疑，體現了一位老理論工作者的威嚴和權威。但他又是一個“老頑童”，我每次與他接觸總要和他開幾句玩笑，我說：“您是我們的寶貝”。他反問我：“此話怎講？”我說：“你看你是我們部理論研究工作的寶貝，簡稱‘部寶’﹔你為統一戰線理論政策做出了貢獻，可以稱之為‘國寶’”。他聽后哈哈大笑，並幽默地說：“我是家裡的活寶！”我說：“那就叫你‘吉祥三寶’吧！”
黃鑄，1921年出生於雲南省西雙版納地區，1943年參加工作，歷任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長李維漢的秘書、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國家民委政委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著有《構建中國民族理論的學術話語體系》、《構建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的學術話語體系》和《新時期統戰、民族、宗教論文集》一至五集，為統一戰線理論政策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去年8月12日，北京剛剛下過一場大雨，給三伏的北京帶來了幾分涼爽，我相約敲開黃鑄的家門，沒想到黃老已經早早地起了床，一直在客廳裡等候。黃老雖然九十有三，但他精神矍鑠，剛一落座，他就圍繞親身經歷的幾個統一戰線重要理論和學術問題侃侃而談﹔我輕輕地打開錄音筆，錄下了這段彌足珍貴的歷史記憶———
自告奮勇關門兩天起草對資改造報告
我國國民經濟基本恢復之后,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1952年6月“三反”“五反”運動已經勝利結束，黨中央正在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提上議事日程。
李維漢（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對這個問題的調研，為中央決策提供政策依據。1953年4月間，他帶領調研組到武漢、上海等地進行調查。調查組的成員有中央統戰部工商處副處長鄭新如、李維漢的秘書李逸雲、國家計劃委員會私營企業處處長勇龍桂，我當時是中央統戰部工商處干部，也被挑進了調研組。當時調查組對中央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之事尚不了解，所以李維漢在出發前向我們提出調查任務時，隻說是去研究“三反”、“五反”后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工作如何做。
4月中旬，調查組到達武漢，在武漢工作半個月，我們聽取了武漢市各有關部門對武漢私營工商業問題的匯報，並同中南局和湖北省委負責同志進行座談。在匯報和座談中，各同志對武漢私營工商業提出了一些問題、意見和建議，並希望李維漢反映給中央。李維漢要我起草了《武漢私營工商業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報告經過李維漢修改后，於4月28日將這個報告呈送毛澤東主席。報告指出：武漢私營工商業的基本情況，用王任重的話說，是“內憂外患”，內有勞資之間和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間和先進落后之間的矛盾。在目前淡季來臨的影響下，各種矛盾匯合起來，形成各方面關系緊張的局面（勞資之間、公私之間、工人和政府之間），並集中表現在失業增加上。報告還反映了武漢的同志對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勞動就業以及黨對私營工商業的統一領導等問題的一些意見和建議。報告雖然涉及加工訂貨和公私合營的一些具體問題，但還未能從原則上提出和把握國家資本主義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4月下旬，調查組從武漢乘船到上海。上海各財經行政部門和工會的負責同志向我們匯報了有關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大量材料和意見，使我們逐漸抓到和把握住國家資本主義這一主題。了解到資本主義工業已經大量納入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其中公私合營工業產值佔全國機器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總產值的5.7%（在一部分行業中佔的比重更大）﹔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統購、統銷佔全國機器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總產值的35-40%，在上海、武漢等一些大中城市中佔了60-70%。分析了國家資本主義從低級到高級的各種形式，包括最低級形式收購，中級形式加工、訂貨、統購、統銷和包銷，高級形式公私合營。這些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都使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關系發生不同程度的改變，產生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因素。隨著國家資本主義由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的發展，生產關系的改變越大，社會主義因素也越多，其高級形式公私合營已是半社會主義或過半社會主義，“除了給資本家保証一個最低利潤而外，已經與國營企業沒有多大區別”。明確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地位和作用：（1）是我們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形式﹔（2）是將私營工業逐步納入國家計劃的主要形式﹔（3）是資本主義工業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主要形式。“這些私營工廠國家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從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向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發展的過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產關系和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到了高級的公私合營，就與社會主義接近了。”（4）是我們利用資本主義工業來訓練干部、並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主要環節，也是我們對資產階級進行統戰工作的主要環節。這些想法，是我們在調查組內部多次進行討論，並結合著學習列寧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逐步形成和明確起來的。李維漢在討論中作了幾次重要講話，對這些思想的形成和明確起了決定的作用。上海調查之后，又到南京、鄭州、濟南作了一些補充調查。
回到北京后，鄭新如起草了勞資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勇桂龍起草了公私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可惜這個稿子沒有抓住國家資本主義這個中心，於是，我自告奮勇，關門兩天，寫出一個稿子，這個稿子緊緊抓住了國家資本主義這個中心，寫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情況、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及生產關系的變化，國家資本主義的地位作用，提出經過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高級形式公私合營這一主要環節對資本主義工業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實現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建議。兩個報告經李維漢修改審定后，於5月27日報送毛主席和黨中央。
調查報告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視。毛主席親自打電話給李維漢，說要提到政治局會議討論。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進行討論，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有關同志，還有當時10個直轄市的書記。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一致肯定了這個調查報告。毛主席在會上宣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並作了詳細的說明。毛主席指出，逐步過渡到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業、手工業都比較容易懂，對如何將資本主義逐步過渡，許多人不懂。過渡的方法，社會主義成分可以逐步增加。不要把資本主義看成一塊鐵板，看成不變化的，資本主義企業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可以逐年增加。兩種國家資本主義（指公私合營和加工訂貨）都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特別是公私合營是一半社會主義因素。幾年來的經驗証明，資產階級的主要部分是可以教育的。不要忘記一個政治條件，政權在我們手裡，一個經濟條件，社會主義經濟優勝。對報告提出要把資產階級分子改造成社會主義公民，討論中有同志表示懷疑。毛主席肯定了報告的意見，並說實際上是改造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毛主席還提出，對資本主義工業要實行“有所不同，一視同仁”的方針。因為所有權關系，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大體上和基本上同國營一樣。否則，要將工人階級分裂為二，國營企業工人神氣，私營企業工人倒霉。劉少奇說，文件很好，系統地解決了問題。中心問題是利用國家資本主義，改造和消滅資產階級。周恩來表示他當時也正在調查尋找對私人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和途徑，“羅邁的報告解決了問題”。會議確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業的方針（隨后對資本主義商業也採取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方針），把它作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毛主席還在會上宣布，將這項工作交統戰部主管（后因有的地方不同意交統戰部主管，毛主席改為在中央交中央統戰部主管，地方上由各省、市委決定），並責成李維漢為全國黨代表會議起草一個決議草案稿。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后，李維漢就主持決議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參加的人有許滌新、鄭新如和我。毛主席還派胡喬木來幫助。草案稿寫出一部分，送給胡喬木。胡喬木把它送給毛主席，並附了一個條子“此件改起來還較為費事”。接著，毛主席找李維漢去談，說稿子中有些問題講過了（如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孫中山的歷史評價，批評過頭了）。毛主席當即決定，決議草案不寫了，你們去寫給財經會議的報告吧。
其后，李維漢主持起草了在財經會議上所作的《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許滌新、鄭新如和我參加了起草。這個《意見》系統地講了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講了在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上要正確執行“有所不同，一視同仁”、“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講了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統一領導等問題。這個《意見》的題目，李維漢起初提出“限制、改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我建議加上“利用”二字，因為當時有些人對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義認識不足。李維漢採納了我的建議，改為“關於利用、限制、改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報送中央后，毛主席將“改組”改為“改造”，成為“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7月間，李維漢在全國財經會議和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都作了這一意見的報告。
黨中央、毛主席責成中央統戰部分管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工作，但這項工作涉及大量財經問題，統戰部是黨的機關，管起來有許多困難和不便。有鑒於此，胡喬木向毛主席建議，委任李維漢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毛主席採納了這個建議。1953年11月，在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之下設立第六辦公室，由許滌新任主任，沙千裡、孫起孟、鄭新如任副主任，在李維漢領導下專司對資改造工作。
1953年10月至11月間，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召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李維漢指示許滌新、鄭新如和我起草大會上作的講話，這個講話系統地闡述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報告指出，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第一步是鼓勵其向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逐步完成其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改造。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總的趨勢是生產關系逐漸有所改變，生產力逐漸發展，對國家、對工人、對資本家都有好處。依據幾年來的經驗，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一切積極為實現過渡時期總路線而努力的私營工商業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潤可得，將來有適當的工作可做，和全國人民一道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並同樣享受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幸福生活。這是私營工商業者的現實和前途，也是他們的光明大道。由於這次大會有很重要的意義，李維漢的講話又是第一次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的公開宣傳，所以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視。毛主席親自審閱了李維漢的講話稿，並親筆在講話稿標題之下寫上“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維漢”。毛主席還對會議的開法作了重要的指示：要求對中央的路線、方針首先明確化，然后逐步具體化﹔實行徹底敞開，適當分析。
李維漢在大會上的講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總路線宣布之后，資產階級受到很大的震動，一些人驚呼在不知不覺間“上了賊船”。李維漢講話后，採取房間小會、會外醞釀、交談等靈活多樣的形式，徹底敞開思想，暢所欲言，讓他們把各種抵觸、顧慮、不滿統統講出來。其中，他們普遍最為關心的是前途和道路問題。經過熱烈的討論、爭辯和適當分析、解釋，逐步明確了總路線是大勢所趨，不走不行，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是比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對國家、民族和資本家都有利。隻要遵循總路線走，就可以減少過渡的痛苦，“過文昭關”，“無痛分娩”，“像剃頭一樣，隻要不亂動，就不會流血”（資本家在會上的語言）。對資本家所關心的一些業務工作中涉及具體利益的問題，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給了適當解釋，並解決了一些可以解決的問題。到大會閉幕時，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情緒至為熱烈。
從上海調查，經過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會議，到全國工商聯會員代表大會，在黨內外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路線、政策准備﹔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六辦的成立又作了組織准備。此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沿著總路線指引的道路穩步地有計劃地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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