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擁抱到決裂——毛澤東與張國燾（之一）

最快的“變臉”

6月12日中午12時，紅一、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在夾金山會師。毛澤東與張國燾通過電報約定在懋功兩河口見面。

在前往兩河口途中，毛澤東見到紅四方面軍張貼的標語——“歡迎三十萬中央紅軍”。他問紅四方面軍干部：“你們怎麼知道中央紅軍有三十萬？”

紅四方面軍干部回答：“根據張主席的公式推算出來的。”

在紅四方面軍和川陝根據地，指戰員稱張國燾為“張主席”。

會師之前，紅四方面軍三巨頭——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研究迎接中央紅軍事宜。陳昌浩提出把“歡迎三十萬中央紅軍”作為宣傳口號。

“中央紅軍沒有那麼多吧？”徐向前覺得不太可能，“他們一路打過來，戰斗傷亡、非戰斗減員一定非常嚴重，即使出發時有三十萬，現在也不可能這麼多了，還是留點余地為好。”

陳昌浩反問：“那提多少為好？”

徐向前答不上來。

張國燾說：“中央紅軍是老大哥，比我們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鎮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隻有六萬人，五倍是三十萬，現在我們發展到了八萬人，按五倍計算他們應該在四十萬以上，我們隻提三十萬，已經留有余地了。”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認為這個口號影響到了后來兩軍的關系。他說：“會師后的事實証明，中央紅軍還不到兩萬來人，哪來的三十萬嘛！我們的宣傳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軍指戰員議論紛紛。”

6月25日下午5點多鐘，張國燾一行趕到懋功北面的撫邊。

這天早晨下起了雨，越下越大，滂沱大雨將山川、河谷、民居籠罩在雨幕之中。中央領導人迎出撫邊三裡之外，等候在路邊的油布帳篷下。所有的政治局委員一字排開，他們是張聞天（遵義會議后黨內負總責）、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軍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負責人），連病中的周恩來（軍委副主席）、王稼祥（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

這是中央給予張國燾的最高禮遇，也是紅一方面軍給予無私援助他們的兄弟部隊的最高敬意。

張國燾一行十余人鞭打著高頭大馬，飛馳而來。聽到馬蹄聲，毛澤東等人走出帳篷，冒雨迎上前去。

張國燾跳下馬，與中央領導人一一握手，熱烈擁抱，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八年了”。

他與毛澤東分手於1927年7月，與朱德分手於1927年11月，距今都有8個年頭了。當年揮手一別，分別組織兵暴、農暴，而后又各自創建了一支主力紅軍，歷經坎坷挫折，在川康邊界的不毛之地相聚，感慨萬千。

他們擁抱著、捶打著，臉上濕漉漉的，一半是淚水，一半是雨水。

隨后，舉行歡迎儀式。會場上，響起嘹亮的《兩大主力會師歌》，毛澤東、張國燾手挽著手，並肩走上主席台。

朱德首先致詞：“同志們，兩大主力紅軍的會合，歡呼快樂的不只是我們，全中國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壓迫者，都在那裡慶祝歡呼！這是全中國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勝利，是黨的列寧戰略的勝利。”

張國燾致答詞：“我代表四方面軍全體同志，向黨中央致敬！四方面軍過去一直遠離中央，沒有直接受中央領導。現在好啦，中央就在我們身邊，和我們在一起。今后我們要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去戰斗，去奮進！”

會后舉行了簡朴的宴會。酒醇，心熱，情濃。

一切都像想象的那樣，甚至比想象還熱烈。

會師后，張國燾發現一方面軍無論從服裝、裝備、給養，到戰士身體情況、精神狀態，包括軍容軍紀都遠遜於四方面軍。

對於這種差別，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幽默地形容為“叫花子與龍王比寶”：

兩軍勝利會師，大家都興高採烈，特別是中央紅軍，在離開中央蘇區后走了8個多月，打了許多惡仗，人困馬乏，部隊減員很多，部隊出發時8.6萬多人，到懋功時還剩下兩萬多人（一說1萬余人——引者注），而且槍支彈藥很少，衣著也不整齊，破破爛爛，五顏六色都有，就是領導干部也不成樣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氆氌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個破口袋。

四方面軍號稱10萬人，實際戰斗人員是8萬多人。當時有1萬多人的二、六軍團已在湘鄂川黔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據地。在三支紅軍中，數四方面軍的隊伍最大。他們原來在物質條件較優的四川通南巴地區，5月初，中央紅軍北渡金沙江后，從川陝根據地撤出來，向北上的中央紅軍靠攏。部隊離開根據地才一個多月，打的仗也不多，所以軍容比較整齊。師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幾個背簍，裡面裝的臘肉、香腸之類的東西。

張國燾狐疑地觀察著駐扎在撫邊的紅一方面軍部隊，疑問一個接著一個：

這是那支令國民黨軍魂飛魄散的紅軍部隊嗎？

這支困倦疲乏的部隊究竟有多少人？

這支搖搖欲墜的部隊還有多少戰斗力？

……

由於會師后紅一方面軍保持搜索前進的戰斗態勢，部隊分散在不同的地點，他想找幾個老熟人摸摸底。

首先找到周恩來。周恩來不僅是中央軍委副主席，而且在遵義會議上，他被確定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是最了解各軍情況的人。

周恩來對張國燾印象不好。這位被黨內外公認最能克制的人，生平唯一一次拍桌子就是針對張國燾的。

那是1927年7月南昌起義前夕，周恩來負責前敵委員會工作。正當起義工作一切就緒的時候，他接到中央代表張國燾的兩封密電，稱：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決定。張國燾從武漢趕到南昌后，周恩來和李立三、惲代英等前委同志都表示起義迫在眉睫，不能取消或者推延。張國燾蠻橫地說：這是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周恩來激動地說：“共產國際和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運動，現在給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負責了，我即刻回漢口去吧！”他說話時動怒了，氣得拍了桌子。20年后，他對人說到：“拍桌子這個舉動，是我平生僅有的一次。”最后，張國燾還是在多數人的反對下屈服了，同意如期舉行南昌起義。

8年后的交談還是從南昌起義說起。

張國燾拿周恩來留的長須開玩笑：“一晃8年，那時的翩翩少年現在成了美髯公了。”

周恩來笑道：“南昌起義失敗后，為方便在上海開展白區工作，留起了胡子。現在大家叫我‘胡公’。”

張國燾借事說事：“記得南昌起義失敗，我們是在潮汕分手的。那時，你正在發高燒，我說我留在部隊處理善后事情，要你先走，你卻硬要送我先走。”

周恩來說：“我們職責不一樣，我是前委書記，處理殘局是我的責任。”

“前后相隔8年，境遇仿佛重演。那時，我們的部隊也被打得七零八落，現在中央紅軍也是受了重大損失，人數減員很厲害吧？”張國燾引到自己關心的話題上。

周恩來說：“還是有所不同，那時人都打光了，現在部隊還在。”

張國燾按捺不住，直接問道：“你們現在還有多少人？”

周恩來警覺起來，反問道：“你們有多少人？”

“我們有10萬人。”張國燾夸大了一些。

“我們有3萬人。”周恩來事先已經在同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李先念的談話中，掌握了紅四方面軍的實際兵力，也相應地上浮了一些。

盡管上浮了一些，張國燾還是感到吃驚。周恩來注意到，他的臉色都變了。

張國燾從機敏的周恩來那裡問不出更多的東西，反而露出了馬腳，又去找朱德。

朱德與張國燾在南昌起義期間有過短暫的接觸，了解不深，也沒有戒備意識。他在后來在自傳中這樣解釋：

張國燾這個人，在中央蘇區的時候，一般的還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麼的人。有些老同志對他的印象都不好，但也沒有誰說過他的壞話。因為他那時還是一個黨的負責同志。也聽說過他是一個“機會主義”，但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

張國燾問：“你們還有多少人？”

朱德以實相告：“一方面軍過去是一個巨人，現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隻剩下一副骨架子了。”

張國燾裝著不太明白：“骨架子？”

朱德解釋道：“也就是說，兵沒有了，隻剩下骨干了。全軍總數也就1萬多人。這1萬多人許多都挂了彩，還有些生病，戰斗力已經大不如前了。”

張國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萬多人？”

朱德具體介紹了兵力的構成情況：“林彪的第一軍團人數最多，約為3500人，彭德懷的第三軍團約3000人，董振堂的第五軍團不到2000人，羅炳輝的第十二軍隻剩下幾百人。再加上中央各直屬部隊，總計約1萬人。所有的炮都丟了，機關槍所剩無幾，又幾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槍約5顆子彈。”

“就這麼點人？“張國燾實在不敢想象紅一、紅四方面軍力量之比竟為一比八！

朱德聽出張國燾的震驚了，繼續說道：“雖然目前隻剩下一副骨架子，但是彌足珍貴，因為我們把骨干力量和最大多數的干部都保存下來了。現在紅一方面軍中，干部多，士兵少，干部降二級乃至三級使用，現在的普通戰士可能以前是連長，而原來的團長現在隻能當連長。你們四方面軍的情況呢？”

張國燾介紹了情況。

朱德對四方面軍的印象很好：“沒有見到四方面軍以前，不敢作較高的評價，可是，看到以后，卻有說不出的高興。在懋功以南的大路上，我看到李先念的三十軍，指戰員們都身體矯健，精神飽滿。每個戰士都背有百顆左右的子彈，機關槍齊全，還有用驢馬拖的成箱的機關槍子彈以及大大小小的迫擊炮，可以說是一支極具戰斗力的勁旅。”

與朱德的談話持續了大半夜。

臨走時，朱德很鄭重地提醒張國燾要重視毛澤東的意見，搞好與他的團結：“在中央高級領導層中，真正懂軍事的並不多，老毛富有預見，對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而且能夠解決問題。正因為如此，遵義會議大家一致推舉他重新出山，負責軍事問題。你對四川的情況、對西北的情況知道得最多，今后打仗要靠四方面軍賣力。你要多發表意見，與老毛加強溝通，隻要你倆意見一致了，別人也不會有異議。現在軍事問題最重要的，政治局委員們都主張從速北上，我也覺得這個意見是對的。”

精明的張國燾這時才發覺憨厚的朱老總在交談中也是用了心的。

張國燾告別朱德。回到自己臨時住處，一種隻手擎天、顧盼自雄的得意，一股凌頂俯瞰、天低吳楚的霸氣，在他身體內匝繞、彌漫、膨脹。

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張國燾的心態開始出現變化。原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形容道：“張國燾處處擺出一副主人的架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