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華
編者按：80年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共產黨人領導紅軍將士進行了震驚世界的偉大長征，開辟了中國革命繼往開來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前進的重要基礎。為了紀念長征出發80周年，本刊特約請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員，湖北中共黨史學會和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理事，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多年從事黨史、軍史和歷史人物研究的黨史專家周少華先生，撰寫系列文章，從一個側面向讀者展示那個波瀾壯闊的斗爭歲月。
1935年6月25日，在雪山腳下，紅一、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毛澤東與張國燾在闊別8年后再次聚首。這是他們前后多年交往中最真誠、最熱烈的一次擁抱，也是長征途中一段最危險、最關鍵歷程的開端。
最難纏的“朋友”
毛澤東與張國燾相識甚早，但在他們此后的交往中，分歧大於共識，對抗多於合作。
在開國上將許世友看來，這是一對才能、資歷和威望真正匹敵的對手。他說：“在黨內，除了毛澤東，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
毛澤東與張國燾，具有太多的相似，又有著太明顯的差異。
他倆都出生鄉下。毛家在湖南湘潭，籍籍無名，父母以務農為生，擁有15畝地，每年收60擔谷，家庭成分為富農﹔張家在江西萍鄉，名門望族，父親既做官又收租兼經營，擁有1000擔谷的土地，家庭成分是地主。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中，出生官紳世家的不少，但像張家那樣顯赫和富有的不多。
倆人都是知識分子。毛澤東是草根知識分子，最高學歷是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相當於中專學歷，不懂外語，他的知識主要靠自學﹔張國燾畢業於北京大學，精通英語，熟悉俄語，在擔任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期間，能夠不借助翻譯，與各國代表交談。
倆人都是家中老大，在父親眼裡都有叛逆的一面。毛父毛順生因為長子沉湎讀書誤了農活，罵他“懶惰”“無用”，打罵、羞辱他。毛澤東對父親的粗暴採取忍耐和妥協的方式多些。相比而言，張國燾忤逆得多，在北大讀書期間與前來探視的父親張覲光發生激烈爭論，性急之下，直呼父親的名字，被張覲光狠抽一耳光，他斷然宣布與父親斷絕父子關系，從此老死不相往來。
倆人都拜北京大學教授、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李大釗為師。毛澤東曾於1919年到北京聯系赴法勤工儉學事宜，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為毛澤東提供了在北大任職的機會，讓他得以在北京大學旁聽課程，毛澤東對此感念一生。1949年他定都北京時，又回憶起這段往事，感慨地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裡呢!”與毛澤東相比，張國燾與李大釗相處時間更長，所受教益更大，他稱陳獨秀為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李大釗是自己精神家園的導師。他也被公認為李大釗的主要助手。但是，1924年5月他被北洋軍閥逮捕后，在獄中供出中共在北方的11名領導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李大釗，為兩年后李大釗被北洋軍閥逮捕絞死埋下禍根。
倆人都特立獨行，不約而同地拒絕留洋。1919年，毛澤東出面組織了數百名湖南學生到法國勤工儉學，自己原來也打算與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等人一起出國，臨到上船時改變了主意。他說：“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的問題。我覺得關於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得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五四學生運動眾多領袖選擇出國留學，張國燾也有機會到美國深造，但是，他放棄了這樣的機會。張國燾解釋道：留在國內是研究和了解中國社會的最好的途徑。同樣是拒絕留洋，毛澤東終身不悔，而張國燾在黨內斗爭失意后則認為年輕時太輕率，后悔不已。
倆人都以擅長群眾運動著名。毛澤東被瞿秋白尊稱為“農王”。他認為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因此，通過土地革命，發動和武裝農民，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中國革命的取勝之鑰。張國燾是工人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領導過包括北京長辛店工人罷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等工人運動，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現代工人運動的產物，產業工人應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基礎，產業工人所在的中心城市才是革命的中心，中國革命應該以工御農，以中心城市帶動周圍城市。
倆人都是黨的一大代表，同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毛澤東雖然年齡比張國燾大5歲，長期擔任省級領導職務，1927年八七會議上才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3年進入政治局，1935年遵義會議增補為政治局常委。張國燾在一大上即擔任會議主持人，會后成立三人中央局，陳獨秀是中央局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此后長期擔任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一直處在黨中央核心地位。
倆人都在黨內有“三起三落”的坎坷經歷。毛澤東在1927年領導湘贛邊界秋收暴動受挫后被中央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在1929年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選舉中落選前委書記、在1933年被人以專務政府工作為名排擠出決策圈﹔張國燾在1924年被北洋軍閥逮捕入獄有過叛節行為、在1923年因反對國共合作落選中央委員、在1927年指導南昌起義失敗后被處以嚴重警告。受挫的經歷對於毛澤東而言是一種磨練、反思和自省，在重新出山后他信念更牢、姿態更低、眼界更廣，更能聽取和吸納同志的意見，包括從不同側面吸取或借鑒不同意見。他的夫人賀子珍感受最深：“他變得更耐心了，更加善於團結人了。”失敗對於張國燾則是一種打擊，在屢經打擊之后，他開始動搖對信仰、原則的執著，把生存和結果放在第一位，為此可以舍棄或犧牲其他。
……
他倆第一次晤面，可以追溯到1919年。
張國燾留給毛澤東的第一印象是高傲。1919年，經李大釗介紹，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的毛澤東結識了當時的學生運動領袖張國燾。李大釗希望這兩位蘊藏著巨大才干的青年人能夠成為好朋友，但是，張國燾瞧不起滿口湘音、穿著寒酸、熱心與人攀談的毛澤東，雙方寒暄了幾句，沒有更深的交往。18年后，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前，酸楚地對美國記者斯諾說：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人的姓名，可是對於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打算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管理員說南方話。
毛澤東給張國燾的第一印象是狡辯。張國燾第一次認真觀察毛澤東是在黨的一大上，結果隻發現了這位農家子的一個長處——善設圈套。他在回憶錄中用鄙夷的語氣寫道：
毛澤東也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閑談的時候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來。
毛澤東與張國燾分手於1927年7月。當時，張國燾作為中央常委，負責大革命失敗前重要干部的疏散工作。
“中央准備派你到四川擔任省委書記，那裡相對安全，而且天府之國，大有作為，尤其是在農民運動方面。”
“不！”毛澤東不假思索地拒絕了，“我要到湖南去！”
張國燾吃驚地叫了起來：“湖南？你在那裡紅透了天，所有的地主豪坤和軍閥都恨不得活剝了你的皮，怎麼還往虎口裡鑽？你是怎麼想的？”
毛澤東平靜如水：“我不甘心農民運動就這樣完了。”
聽到毛澤東要回湖南去，另一位常委瞿秋白趕來勸阻：“中央領導層需要新血液，亟需充實具有實踐經驗的領導同志，我准備提議調你到中央來工作。”
“我住不慣高樓大廈。”毛澤東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要到湖南去，搞暴動，上山結交綠林好漢。”
張國燾、瞿秋白尊重毛澤東的意見。不久，毛澤東回湖南主持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8年過去了，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與張國燾在黨內地位相同。這兩位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在長征路上相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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