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華
最初的矛盾
意識到自己的優勢后，張國燾變得敏感和好斗。這體現在他與毛澤東的初次交談中。
毛澤東問起會師前紅四方面軍的戰略計劃。
張國燾提到年初曾向陝南突擊，考察過北進的可能，試圖接應轉戰到鄂豫陝地區的徐海東部，當時已經打到寧羌地區，按實力可以打到漢中地區。
“可惜了。那時你們已經到了漢中，為什麼不繼續北進？不過，如果你們真的北進了，那我們就不可能在懋功相會了，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可能要多走幾千裡路去追尋四方面軍。”
由於擺龍門陣，毛澤東聊得很隨意。
張國燾感覺被刺了一下。他在回憶錄中這樣揣測毛澤東的神情、用意和原因：
毛當時說這些話的語氣，顯然是譏諷我並無策應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的誠意。毛的這些談話使我心情上的感覺很不愉快。我覺得他在游擊戰爭中養成了一種疑忌心，所以對我的所作所為，也不用善意去推測。
張國燾鄭重其事地澄清：“我們四方面軍的同志們知道一方面軍將會渡過長江北上時，即以策應一方面軍作為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到寧羌地區，主要是企圖打擊在那裡的胡宗南部，也是策應一方面軍的一個行動，並無遠離一方面軍北進的意思。我們現在終於在懋功地區會合了。我和四方面軍的同志都引以為快。”
毛澤東意識到產生了些許誤會，善意地點點頭，表示認同張國燾的表態，不再糾結這個問題。
張國燾接著敘說紅四方面軍實施嘉陵江戰役的情況，說到下令放棄整個川陝蘇區，將全部力量撤到嘉陵江以西。
毛澤東忍不住嘆息了一聲：“可惜啊！”
又聽到這個詞，張國燾反詰道：“我來迎客，難道還犯了罪不成？”
毛澤東不想搞壞氣氛，苦笑著說：“接客很好啊，我們都十分感謝。要有個家就更好了。”
張國燾的不快第二天便攤到桌面上，這就是兩河口會議。
兩河口，是撫邊以北的小鎮，得名於鎮旁兩條小河——從北面夢筆山流下的撫邊河和從東面大雪山流下虹橋河。這兩條奔流而下的溪水在此交匯，形成了一個三角形的綠洲。盡管當時已是夏天，但山上的積雪和河裡的流水，使這裡的氣候非常涼爽。
會議在一座喇嘛廟召開。據文獻記載和多數當事者回憶，這次會議的全稱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有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王稼祥、博古、劉少奇、凱豐、鄧發以及劉伯承、彭德懷、林彪、聶榮臻、林伯渠、李富春等人。
按慣例，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報告和結論由分管此項工作的常委負責。
周恩來是政治局中負責軍事工作的常委，由他作主題報告。
“目前，一、四方面軍都離開了原有根據地，要在新的地方創造新的根據地。在這種情況下，制定戰略方針就是要解決‘在什麼地區創造新蘇區’的問題。”周恩來開宗明義，提出會議的主題。
“應該向什麼地方前進呢？”周恩來通過假設，論証自己觀點：“回頭向南是不可能的，后面有蔣介石的幾十萬追兵，敵我力量懸殊。東過岷江？敵人在東岸有130個團，對我不利﹔向西北？那裡是一片廣漠的草原。可走的隻有一條路，就是北向甘肅。在那裡，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會遇到敵人，我們可用運動戰消滅敵人。如果敵人前進得慢，我們可以在這個廣闊的地區前進，並向陝西迎擊敵人。”
張國燾接著發言，提出了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是迅速北上，從甘南打開缺口，以川陝甘為戰略目標創建立足點和根據地。他稱之為“北進計劃”。
第二個方案，是以現在佔領的地區為起點，以西康為后方，向川北甘南至漢中發展，或者南下四川，准備赤化四川。他稱之為“川甘康計劃”。
第三個方案，是轉移到蘭州以西的河西走廓地帶，以新疆為后方。他稱之為“西進計劃”。
張國燾逐個方析了三個計劃的利弊。看似不偏不倚，就事論事，其實暗藏心機。分析北進方案時，他從多個角度論述了方案的不利因素：“從這裡去寧夏，愈往北走，愈是毫無掩蔽的黃土荒山，我軍易於遭受敵機的襲擊。陝甘北部地廣人稀，糧食情況遠不如川陝甘邊境一帶豐裕。寧夏南有黃河，東、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們進到那裡，易於被敵封鎖。再說，現在鬆潘北部敵情不明，貿然前往，非常危險。”
分析川甘康方案時，他列舉多種可能性，論述其進退有據、應對裕如戰略彈性，其基本思路是：暫時在川康地區立下腳根，以便有時間整理隊伍，訓練對騎兵作戰的戰術。如果經過試驗，能夠實現川康計劃，那又何必北進或者西進呢？如果事實証明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進或西進仍未遲。即使那時北進路線被敵人封鎖，仍可以西進，因為西進路線是敵人不易封鎖的。
大家都聽出了張國燾的中心意思。他醉心於固守川西北一帶的計劃，即所謂“東扣岷江，南掠天、蘆、灌、邛、大、名”的意見，認為可以向成都打，消滅南面的敵人不成問題。
毛澤東第三個發言，講了五點意見：
第一，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可以把創造蘇區運動放在更加鞏固的基礎上，這是向前的方針。要對四方面軍同志作解釋，他們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有實現向北發展的可能。
第二，戰爭的性質不是決戰防御，不是跑，而是進攻。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們過山戰勝胡宗南，佔取甘南，迅速向北發展，以建立新的根據地。
第三，應看到那些地方是蔣介石制我命的，應先打破它。我須高度機動，這就有走路的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機奪人。
第四，集中兵力與主攻方向，如攻鬆潘。胡宗南如與我打野戰，我有20團以上，是夠的﹔如不與我打野戰，守堡壘，就一定要打破駐點，牽制敵人。現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敵向前奪取鬆潘。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這裡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難，應力爭在6月突破，經鬆潘到決定的地方去。
第五，責成常委、軍委解決統一指揮問題。
毛澤東的發言與眾不同。他思考問題不是一味地從紅軍的角度論優劣長短，而是重點關注蔣介石的部署，圍繞“先敵制變”的原則來選擇方案﹔他顧全張國燾的面子，不去評說或者抨擊川康甘方案的短處，而是用“要對四方面軍同志作解釋”輕輕帶過，把關注的重點放在執行北上計劃上﹔他強調決策與執行的統一，要求高度機動，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他從組織人事的角度，要求常委和軍委解決統一指揮的問題。
而統一指揮、即決即行才是當前所有問題的核心。
在張國燾看來，雖然主持會議的是張聞天，作主題發言的是周恩來，但真正的主席是毛澤東。這點從發言的証據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發言絲毫沒有論証觀點的意識，完全是從決策的高度闡述的，而且極具操作性。他的思路后來成為《鬆潘戰役計劃》的藍本。
在毛澤東之后，朱德作了簡短表態：“同意恩來的報告，背靠西北、面向東南這一總的戰略方針應決定下來，要迅速打出鬆潘，進佔甘南，打下敵人，建立根據地。”
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發言，贊同北上方針，認為當前最關鍵的是從鬆潘打出去。
接著，博古作了發言。博古引經據典，言辭犀利，對張國燾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抨擊。
張國燾本來落於孤立之中，博古更讓他怒火暗燒。
博古兀自暢談：“南下川康，正如同麻雀飛進了陰溝裡，進得去出不來，死路一條……”
“你說誰是麻雀？”張國燾冷笑道，“博古同志，眼睛長來不完全是用來看別人的，也應該借個鏡子看看自己吧。中央紅軍10萬雄師，如今還剩下多少人馬呀？你們打了敗仗，不能說要李德負責，他是外國人，你們都要負責。作為黨的最高負責人，你難道不應當深刻地檢討一下自己的責任？還振振有詞地來和我談什麼軍事？”
毛澤東勸道：“國燾同志，先不要上火嘛，讓博古同志把話說完，你再發表意見，好不好？”
博古脹紅了臉，匆匆結束了發言。
王稼祥接著發言。話不多，但很有嚼頭：“一、四方面軍會合后，能使我們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這個地區有很多好條件，首先是一、四方面軍匯合后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國主義的干涉遠了，敵人又隔離，群眾受壓迫，易於接近我們，等等。有這麼多好條件，但能否成為蘇區，要看我們能否消滅敵人。如果認為一面無敵、后退無窮，這就錯了。這是躲避斗爭，不看到進，隻看到退。當然在有的情形下須要退，但現在主要的問題不是這裡，而是要堅決斗爭擴大蘇維埃區域。”
張國燾倒吸一口冷氣。他沒有想到，這位白面書生竟然用“一面無敵、后退無窮”八個字來形容他鐘情的川康甘方案，而且上升到“躲避斗爭”的高度。
張聞天最后作了總結性發言：“我們的目標是繼續前進，在川陝甘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實現這一戰略方針，目前紅軍最重要、最關鍵的任務是，首先突破敵人的北面防線，消滅胡宗南的部隊，奪取鬆潘並控制鬆潘以北地區。”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
張國燾把兩河口會議視為一個人對一群人的“群英會”，他說不過周恩來，爭不過毛澤東，拗不過張聞天、王稼祥，被迫同意北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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