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李玉
上世紀40年代上海掀起“日光節約”運動
記者 楊晨
李玉。
1941年3月22日的《申報》上,有一幅《日光節約第一天》的漫畫,配圖的文字說明寫道:夫問妻:“怎樣一早起來就打麻雀(麻將)了?!”妻答:“你不知道這是日光節約運動的第一天嗎?”雖然只是一篇文藝作品,語意之中不乏戲謔“日光節約”運動在上海連年推行。
在李玉看來,1940年開始推行的這項作息制度,其經濟效應雖然並不明顯,卻不失行政功用與文化意義。但此制給民眾帶來的困擾也很明顯,有些行業甚至未蒙其利,實受其害。
所謂“日光節約”運動,就是實行夏令時制(daylight saving time),是一種人為撥快或撥慢地方計時鐘表的制度,以調整民眾作息安排。“這種制度旨在利用光照,期收節約能源之效。”李玉說。
那麼,“日光節約”何時傳入中國,推行情況又如何?李玉研究發現,民國時期的“日光節約”運動早在1919年就已試行過,但時間並不長。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后,南京國民政府規定自1935年5月1日恢復實行“夏令時”,但抗戰爆發后,此制廢棄。
1940年5月,公共租界工部局又重新開始在上海得到推廣,包括海關、電話等許多部門均表示遵照執行。但也有部門表示疑慮,如匯豐銀行也是這一制度的反對者之一,“其理由為上海時間改變以后,將與香港時間相差,港滬之股票匯兌行情報告,勢必不便。”
在李玉看來,一項作息制度的意義投射是多方面的。經濟層面上,“日光節約”的發動者希望國人充分利用陽光,以減少電力等能源消耗,從而達到“增加工作力量”,發展經濟的目的;在社會生活層面,希望民眾糾正不良作息規律,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在文化層面,希望國人借此樹立遠大志向,勵精圖治,奮發有勁,以拯救民族危難。
但這一運動的實際效果並不理想。首先,其起止時間屢有變化,缺少規范;其次,部分行業的生產與經營因該制的推行而受到較大影響,尤其是貧苦階層的生活未蒙其利,實受其害。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張瑞德
侍從室與國民政府的情報工作
記者 楊晨
張瑞德。
1933年,蔣介石為軍事需要,曾經成立一個秘密情報機構——侍從室。該機構先后設立警衛、秘書、調查及記錄、總務等管理組,其建立的一套情報監管體制一直延續至戰后的台灣,並長期扮演著重要角色。
那麼,侍從室是如何運作從而取得情報?其在監察工作中又有哪些“硬傷”?
“侍從室當時以極為精簡的人力,處理各方送呈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資料,這有利於蔣介石及相關機構參考。”在張德瑞看來,如戰前及抗戰初期,侍從室根據各方情報所做的分析與建議,幫助蔣介石全盤掌握了川局情況,並最終令該局成功運作。
而對於情報處理的定義,各家說法不一。張德瑞認為,其主要的過程可以分為獲悉、分析與運用。對於各方舉報的材料,侍從室會進行適當的追蹤查核,整編成有用的情報,彌補了正式情報機構的不足。侍從室每日收到的情報資料,數量眾多,以1944年度為例,共收到近2萬件情報,來源包括軍統、中統、技術研究室、國際問題研究所、前方部隊等情報機關。
“不論情報的取得、分析與運用,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稍有失誤,極可能前功盡棄。”張德瑞說,如西安事變及珍珠港事件前的情報系統失靈,未能事先產生預警作用,導致沒有制定相關的應急預案。
由於不重視各情報機關的反情報能力,以致侍從室泄密情況嚴重。張瑞德考証發現,這個“硬傷”始終未能改善的原因在於侍從室沒有實質有效的管理考核。
此外,對於黨政官員的貪污不法行為的調查,侍從室並沒有正規司法機關的職權,所以對於調查結果並未能做進一步的處分,“其功能如同監察院,未能充分發揮,隻能對機構及個人產生嚇阻的作用。”張瑞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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