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黨的群眾路線

（三）七千人大會前后的不懈探索

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雖然不是黨的代表大會，但在黨史上可以稱為“不是代表大會的代表大會”。（關於這一提法，可以參見鄧小平在八大上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這篇文獻認為，1949年后召開的許多全國范圍的會議，如七屆二中全會、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及全國財經會議等，“實際上都起了全國代表會議的作用，都在自由的、切實的討論的基礎上，解決了黨的政策和工作中的重要問題”。按照這一標准，七千人大會無疑起了全國代表大會的作用。）在這次有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及省、市、縣各級領導干部參加的大會上，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在大會上受政治局委托作書面報告和口頭報告。在這兩個報告中，尤其是在口頭報告中，他以極大的政治勇氣，打破反右和“大躍進”運動后黨內形成的說套話、說假話的不良作風，以自己素有的“一針見血”的風格，實事求是地總結“大躍進”運動以來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的成績和失誤，並繼七大和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后再次設專節論述“群眾路線”，對端正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克服三年嚴重經濟困難起了重要作用。

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是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工作路線。什麼時候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執行得好，黨的事業就順利發展，反之則遭受挫折。七千人大會前后，黨對“大躍進”運動的失誤進行了反思和總結。毛澤東在總結“大躍進”運動失誤的基礎上，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中央也就認真開展調研工作發出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信。由此，劉少奇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一大批中央領導同志紛紛深入基層進行調研。其中劉少奇的調研很有典型意義。他深入農村，住在農民的茅草房裡，共進行了 44天的調研。特別是在天華大隊，一住就是 18天，真正了解了農民群眾的所思所想，提出要讓農民有一棟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欄好豬、一群好家畜、一園好蔬菜、一塘好魚、一塊好柴山、一天三餐好飯菜、一人有幾套好衣服、房前屋后一片好風景林的實實在在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想目標。同年七八月間，他又深入東北和內蒙古林區進行了 20多天的專題調研。正因為他“沉”得深，對情況了解得比較透徹，所以到次年初召開七千人大會時，帶頭作了實事求是的、敢說真話的口頭報告和書面報告。在這兩個報告中，劉少奇都用相當大的篇幅談到群眾路線問題。

首先，在痛定思痛總結“大躍進”運動失誤原因的基礎上，強調堅持群眾路線必須同擴大人民民主權利聯系起來。劉少奇認為，“大躍進”運動犯錯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黨在經濟建設工作中經驗不夠，提出的指標過高、過急﹔另一方面則是同黨內不少領導同志違反黨的群眾路線傳統作風，“破壞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不民主的錯誤作風有關”。他說，如果黨能夠密切地聯系群眾，在工作中充分地發揚民主作風，“有事很好地同群眾商量，認真地傾聽群眾的意見，特別是傾聽不同的意見，很多錯誤是有可能不犯的”。由此他強調：“要把工作做好，要使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家成為不可戰勝的，我們就必須經常地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經常地通過多種多樣的形式去聯系群眾，同群眾互相交心。這是我們工作中的頭等重要的問題。”（《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376頁。)為此，我們應該在人民內部貫徹實行民主集中制，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造成毛澤東所說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政治局面，“有了這種政治局面，我們就能夠很好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其次，進一步闡釋群眾路線，強調要信任和尊重群眾。他針對“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命令主義、瞎指揮等問題，在七大修改黨章報告基礎上進一步闡釋了什麼是群眾路線。他指出：“什麼是群眾路線呢？概括地說，群眾路線的基本點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眾，相信他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第二，黨必須根據群眾的實踐來檢驗自己的工作，黨的方針、政策、措施都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400—401頁。)這裡，劉少奇對群眾路線進行了更明確、更具體的闡釋，更有針對性地強調要尊重人民群眾的願望而不是干部的主觀想法。他說：“同志們應該記住，我們黨是掌握了全國政權的執政黨，許多黨員是國家政權的各級領導人。處於這種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滋長命令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作風。”因此，“黨和國家的一切機關，都應該密切聯系群眾，嚴肅地處理關系廣大群眾利益的問題”，“一切共產黨員，不論職位多高，都是人民群眾的勤務員，都應該把自己看成普通勞動者，沒有任何特權，都必須關心群眾生活，和群眾同甘共苦”。(《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401頁。)這是劉少奇對黨的七大、八大所規定的黨的群眾路線內涵的進一步發展。這些論述對於糾正“大躍進”運動中許多領導干部脫離群眾的作風，恢復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度過三年經濟困難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劉少奇的這兩個報告，也成為黨的群眾路線理論發展史上閃耀著熠熠光彩的代表性著作。

最后，強調“蹲點”，真正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指出：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匯報來了解情況，並且輕易地相信那些不符合實際或者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匯報，沒有認真地進行調查研究，因而對於某些工作問題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參見《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355頁。)他認為，這個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在七千人大會后的幾年中，為切實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他一直在進行著艱辛探索。他從 1961年的調研中深刻體會到，在黨長期執政的歷史條件下，在中高層領導干部絕大部分時間是在辦公室和會議室工作的情況下，如何真正實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真正了解廣大群眾的所思所想，從而作出正確的決策，成為切實貫徹實行群眾路線的關鍵環節。他認為，在實際工作中，有不少基層干部已不能代表多數群眾的利益，他們也不向領導反映多數群眾的意見，而上面領導又沒有或很少去直接傾聽多數群眾的意見。因此，在這些基層干部領導下的多數群眾的呼聲和意見，上面領導就聽不到或很難聽到，領導聽到的大多是這些基層干部的意見﹔而有許多基層干部對於上面的指示和黨的政策，“是願意執行的就執行，不願意執行的就不執行”，上面對此也不容易弄清楚。他說：“隻要省委、地委、縣委沒有經常地直接地去接近群眾，傾聽多數群眾特別是貧、下中農的呼聲，隻聽基層干部的匯報，它們就無法區別基層干部匯報的情況是不是真實的，或者有多少是真實的，它們就不能不盲目地接受基層干部的領導。隻要省委、地委、縣委如此，中央在許多問題上也就是如此。”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他認為，僅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已難以聽到群眾的真正呼聲，糾正的辦法就是真正落實毛澤東提出的“蹲點”方法。他說：“要解決這個問題，隻要我們認真對待，並不怎樣困難。這就要我們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去直接參加和觀察群眾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我們就能夠聽到群眾的呼聲，當然也要聽基層干部和其他干部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就能夠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如果不是這樣做，則官越大，

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劉少奇給江渭清的信，1964年 9月 30日。）毛澤東完全贊同劉少奇的這一思想，並批示指出：“存在著的問題，正是要照你寫的那樣去解決”﹔“簡單地說，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就能聽到群眾的呼聲，就能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68頁。）劉少奇反復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深入下去調查研究，下決心長期蹲點，“直接地去接近群眾”，傾聽多數群眾的呼聲，而不是隻聽基層干部的匯報。在劉少奇及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大力提倡和督促下，從中央到大區及省市縣等絕大多數領導干部都深入農村生產隊和工廠企業，同農民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這對改善和密切當時的干群關系，促進生產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綜上所述，劉少奇在為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懈奮斗的歷程中，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特別是在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會這三個歷史節點上，他根據不同時期的歷史情況，對黨的群眾路線的內涵、意義進行了有針對性的思考、闡釋和歸納，對黨的群眾路線的形成、豐富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