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鳴鳳
毛澤東與新聞出版
毛澤東曾說過：“我所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新民學會資料》，第 39頁。）事實上，毛澤東除了做過教師，也干過新聞記者。僅五四期間，毛澤東就先后主編了《湘江評論》和《新湖南》，協助編輯《湖南通俗報》，創辦了《新時代》等。在辦刊辦報過程中，毛澤東身兼多職，對編、著、校、印、發每個環節都非常熟悉。追溯毛澤東從事新聞工作的開端，與黎錦熙有著密切關系，並且也是從芋園開始的。辛亥革命后不久，黎錦熙就被《長沙日報》聘為主編。 1912年，黎錦熙又與李抱一、張平子、張秋塵等人創辦了《湖南公報》，並擔任總編輯。 1914年，他與楊昌濟、徐特立、方維夏等組織宏文圖書編譯社，又附辦刊物《公言》。 1915年，宏文圖書編譯社以及《公言》雜志社搬遷至芋園。正是在芋園，毛澤東在向黎錦熙求教的同時，也開始接觸新聞編輯事業。而這種接觸，最早是從抄寫報刊文稿開始的。
1915年上半年的許多周末以及暑假，毛澤東基本上是在芋園度過的，並經常到《公言》雜志社看書讀報。而與此同時，另一位青年 ——就讀於長沙師范的田漢也住在這裡。在這段日子裡，毛澤東和田漢等人時常幫黎錦熙抄寫文稿。解放后，黎錦熙曾說：他辦報時，有三個青年學生幫他抄過文稿。一個是不問文稿的內容，什麼都照抄﹔一個是凡見到文稿中有問題，總要提出來，並有代為潤色的時候﹔一個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這三位青年中的第二位后來成了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漢。第一位默默無聞，第三位成了偉大的人物。這第一位、第三位他不便說出來，但私下對家人透露，第三位抄寫文稿的人，就是毛澤東。（參見曹述敬：《仰之彌高——深切懷念黎邵西老師》，《黎錦熙先生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87頁。）
而毛澤東接觸新聞編輯事業，並非僅僅抄抄文稿。在芋園期間，毛澤東也經常參與或討論編譯社中的業務，曾與黎錦熙等人“共話社事”（《1915—1920年黎錦熙日記中有關毛澤東的記錄摘抄》，《黨的文獻》1999年第 3期。）。黎錦熙《湖南公報》總編輯的身份，也讓許多報人經常前往芋園商量報刊事宜。尤其是 1915年 9月以前，由於《湖南公報》逐步為政客操縱，黎錦熙等人籌劃另組《大公報》，《大公報》后來的主筆張平子等人經常出入芋園，並與毛澤東等人有過密切交往。毛澤東在芋園參與的活動，讓他熟悉了報刊編輯的許多知識，結識了當時湖南報界的許多名流，這為他日后創辦《湘江評論》、《新湖南》等報刊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實為湖南文化的先鋒”（吳起鶴：《解放前的長沙圖書業概況》，《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23輯，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51頁。）的宏文圖書編譯社同仁所具有的那種改革朝氣，以及該社《公言》雜志，聲言將“選譯西洋報章雜志”，包括“歐美日本最近之種種思潮”，以求實現“刷新社會”這一“救亡至計”的抱負（《〈公言〉雜志啟事》，《湖南教育雜志》1914年第 1期。） ，給青年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來創辦的文化書社，還有著宏文圖書編譯社的影子。毛澤東在創辦文化書社時，就曾提出“沒有新文化由於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於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於沒有新材料”，創辦文化書社主要目的是“用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盡管文化書社一直是以運銷中外各種有價值之書報雜志為主旨，但在創社之初，毛澤東就提出，不僅僅要建文化書社，“研究社、編譯社、印刷社亦急待籌設”。（《新民學會資料》，第 250—251頁。）只是后來他投身革命事業，無暇落實這些事情。但他創辦文化書社的初衷及其設計，無疑受到了宏文圖書編譯社的影響。
毛澤東在芋園的活動時間是 1915年 4月到 1915年 8月。1915年 9月 1日，黎錦熙離開長沙，赴北京任教育部教科書特約編纂員﹔而在此之前，楊昌濟已辭去第一師范兼任課程，於 7月初舉家搬至河西岳麓山下。哲學研究小組的骨干成員蕭子升、陳昌則於6月份畢業並去小學任教﹔蔡和森、熊光楚也於下半年離開第一師范到湖南高等師范就讀。恩師及同學的離去，使熱鬧的芋園逐漸變得冷清，毛澤東便很少再去那裡。岳麓山下的板倉楊寓逐漸成了新的活動中心，毛澤東也就成了那裡的常客。
〔作者申鳴鳳，湖南省第一師范學院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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