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冒進與反冒進

周恩來等人反冒進

本來，對於在經濟建設領域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周恩來等領導人也是贊成的。在1955年12月劉少奇主持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座談會上，周恩來說：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存在保守的傾向，反對盲目冒進是對的，但又帶來了副作用。今年的生產是保守了，用框子把生產限制了。現在，我們的情況可以用這麼一幅對聯來表示：客觀的可能超過了主觀的認識﹔主觀的努力落后於客觀的需要。12月8日，他出席北京市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20周年和一二·一運動10周年大會，在演講中又表示：毛主席說，檢查過去六年的工作，主要的傾向還是保守傾向。當然保守主義傾向的主要責任又在於我們領導。這樣，給了我們一個推動，也就使得我們原來設想在三個五年計劃內基本完成的工業化，有可能加快這個速度，提前完成。

1956年1月14日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其中也對毛澤東提出的反右傾保守思想作了充分肯定，認為1955年取得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突飛猛進，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全行業公私合營迅速發展，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整個地將要提前和超額完成等“巨大的動人的成就，在一年以前還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展開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斗爭，那末這些成就，到現在也還是不可能獲得的”。

半個月后，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的政治報告中，周恩來又說：“現在，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是要把各項建設事業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以便使各項事業的發展，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適應國家和人民的需要。我們應該努力去做那些客觀上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這樣做，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所許可的范圍，不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

2月6日，周恩來召集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財政部長李先念、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璽、財政部副部長金明開會，研究在計劃會議和財政會議上壓縮指標的問題。周恩來指出：反右傾保守，轟轟烈烈，是社會主義的喜事，但也帶來一個缺點，不小心謹慎辦事，有冒進、急躁傾向，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要鼓勵，不能潑冷水，但各部門搞計劃要實事求是，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沒有根據地亂提計劃。各部門專業會議打的計劃很大，計委、財政部要壓一壓。

2月8日，在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再次強調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的問題。他說：“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可以加快，但不能工業化提前完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麼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十二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當然反對右傾保守是主要的，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

4月1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討論國家計委《關於1956年基本建設計劃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資的補充報告》，周恩來在講話中指出，“搞計劃必須注意實事求是”，“搞生產就要聯系到平衡”，並指定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和計委副主任張璽負責平衡工作。陳雲也認為，計劃應該按比例發展，而基建和生產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基建超過了生產就不行。以后訂計劃應該首先進行物資平衡，再進行財力平衡。

當周恩來、陳雲等意識到冒進問題的嚴重性時，毛澤東的看法卻有所不同。1956年4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追加20億的基本建設投資，但與會的大多數人不贊成。據胡喬木回憶：“會上尤以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澤東最后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后，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

應當說，當時黨內的民主氣氛還是比較好的，雖然毛澤東追加基本建設投資的提議為政治局多數人所反對，表現出不高興，但他並沒有固執己見，這就使得反冒進能夠得以繼續進行。同年5月11日，國務院召開第28次全體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提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這年5月，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討論為6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三次會議起草文件，主要是討論起草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問題。會議提出，我國經濟發展要實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劉少奇還要求中共中央宣傳部就反對“兩個主義”問題，代《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

6月1日，周恩來和陳雲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再次壓縮1956年計劃指標和編制1957年計劃問題。周恩來說：今年的“基本建設投資額，去年夏天在北戴河開會時訂得差不多，共121億元，比去年已經增長32%，后來增加到170億，比去年增加將近90%”。2月會議壓縮后，“3月份下達的基本建設投資是147億元，比去年增加68%。增長這麼大的數字不可能完成，因此要好好計算一下”。6月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1956年預算報告草案。會議決定削減預算5%，投資總額由147億元減少到140億元。周恩來在講話中指出：“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有了反映。這次人大會上要有兩條戰線的斗爭，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

6月12日，周恩來和陳雲聯合主持國務院第30次全體會議，討論通過《1955年國家決算（草案）和1956年國家預算（草案）》。周恩來在發言中再次講到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問題。他說：從去年反保守到現在，注意了發掘群眾的積極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現了高潮。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動了工作，迎來了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但反保守也帶來了一些不實際的主觀主義的要求，帶來了急躁冒進。去年12月以后冒進就冒了頭，因此，現在的情況和去年不同了，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冒進了！如果冒進繼續下去，又會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眾潑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數積極分子的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

三天后，李先念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了《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報告強調：“在當前的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著重全面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面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讀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認為這年的預算報告一個最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在反對保守主義的同時，提出了反對急躁冒進的口號，並且說，這是總結了過去半年中執行國民經濟計劃的經驗得來的結論，而急躁冒進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希望全國各級組織和各個部門的工作人員，都認真地重視這一個警號，在實際工作中正確地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既反對保守主義，又反對急躁冒進。

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宣部起草、經劉少奇審改的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社論尖銳地指出：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一出來，各個系統都不願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后地用過高的標准向下布置工作，條條下達，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門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績來。中央幾十個部，每個部一條，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這篇社論不但指出了急躁冒進的危害，同時也分析了急躁冒進產生的原因，成為1956年反冒進的重頭戲。

不難看出，這篇社論提出的觀點與毛澤東當時的主張，並不完全一致。因為社論表面上看，對急躁冒進和右傾保守兩種觀點都作了批評，但從字裡行間不難看出，文章的重心是在強調反冒進。當時，中宣部將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給了劉少奇。劉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審閱后交喬木辦。”但毛澤東接到此稿后，批了3個字：“不看了”。后來毛澤東曾說，那篇社論寫好后曾送給我看，我在清樣上寫了“不看了”三個字，罵我的東西我為什麼要看。

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找來了這篇社論，並作了不少批注，認為文中的觀點是“庸俗辯証法”“庸俗馬克思主義”。他還在南寧會議的講話中說，這是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不是一個指頭有了病。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什麼要看？那麼恐慌，那麼動搖。隻有一個指頭有病，是九與一之比。這篇東西沒有弄清這個比例關系，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序言”（指《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提出批評。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講的一段話，我的文章重點不在此，而在反右傾保守，要引就應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開，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煩我，二可利用我打別人。這當然是后話了。

雖然當時毛澤東對這篇社論的觀點乃至整個反冒進的做法，都有所保留，但在此后一段時間，並沒有對反冒進加以直接干預，因而在隨后的二五計劃編制過程中，周恩來等人按照反冒進的思想，領導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草稿）》的編制。7月下旬，計劃建議草稿基本寫成。在起草二五計劃建議的同時，周恩來也組織了計劃建議報告的起草。在這兩個文件的初稿中，曾多次提到“多、快、好、省”的問題。對於這個口號，周恩來在最初修改時給予了保留，但他在后面加寫了“又安全”三個字。后來，周恩來感到自從“多、快、好、省”的口號提出后，人們往往隻注重“多”與“快”，而忽視“好”與“省”，變成了片面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標。經過再三考慮，他把兩個稿子中多次出現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等字句刪掉了。1957年底至1958年上半年批評反冒進時，這竟成為批評周恩來的一條理由。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報告重申了在經濟建中必須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得到了中共八大的認可。大會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如果對於高速度地發展我國的生產力這種可能性估計不足，或者不努力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那就是保守主義的錯誤。但是，也必須估計到當前的經濟上、財政上和技術力量上的客觀限制，估計到保持后備力量的必要，而不應當脫離經濟發展的正確比例。如果不估計到這些情況而規定一種過高的速度，結果就會反而妨礙經濟的發展和計劃的完成，那就是冒險主義的錯誤。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地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由於貫徹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從而保証了1956年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這一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1286億元，比上年增長16.5%，超過了一五計劃規定的1957年水平。鋼產量為447萬噸，比上年增長了56.8%﹔煤1.1億噸，比上年增長12.2%。生鐵、鋼材、純鹼、水泥等27種產品的產量已經達到或者超過一五計劃規定1957年的水平。糧食產量達到了3855億斤，比上年增長了4.8%﹔棉花產量為2890萬擔，比上年下降了4.8%，基本建設實際投資148億元，比上年增加了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