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冒進與反冒進

毛澤東對反冒進不滿意

1956年5月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會議，確定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時，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在北京。《人民日報》那篇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他隻批了“不看了”三字，這說明他對於周恩來、劉少奇等人主張的反冒進，是有所保留的，但由於中央領導層中贊成反冒進者佔多數，他不便對反冒進公開反對。此后一段時間，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共八大的籌備上，親自審改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其中也包括劉少奇的政治報告、周恩來關於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和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這些報告都貫徹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對此他“服從了政治局的大多數，服從了中央已定的決議，贊成這樣寫，並對這些報告作了較高的評價”，對這個方針沒有提出異議。

中共八大剛剛結束，社會主義陣營又發生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這兩個事件都與蘇聯有關，而事件發生后蘇共中央及其領導人一時慌了手腳，多次急電中共中央請求幫助。為此，中共中央派出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協助蘇共中央處理波匈事件，毛澤東本人也在北京對此給予了高度關注。因此八大之后至1957年初，毛澤東的主要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國際形勢的觀察和社會主義陣營事務的處理上，沒有更多地顧及國內的反冒進問題。盡管如此，毛澤東對於反冒進一事始終有著自己的看法。

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召開。11月10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其中提出過去設想的遠景規劃、發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點的問題。他說：“經過八大前后的研究，我們覺得可以放慢一點。比如，原來設想鋼產量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要達到年產3000萬噸，肯定地說，照現在這個速度是不可能實現的。八大的建議已經把這個要求改變了。我們設想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指標定在2000萬到2500萬噸上，將來如果執行得好，有可能超過，但是現在不能定到3000萬噸。因為定到3000萬噸，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會像我們常說的，把兩腳懸空了，底下都亂了，不好布局，農業、輕工業也會受影響，結果還得退下來。要達到原來遠景規劃設想的生產指標，肯定時間要更長一些，有可能要四個五年計劃，或者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這樣一個大國，數量上的增長稍微慢一點，並不妨礙我們實現工業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

報告中，周恩來還提出八大關於二五計劃數字和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兩個文件的修改問題。他指出：八大建議的數字只是個建議，有某些達不到的指標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覺得是可以的。過去說計劃就是法律，這實際上行不通。當然，計劃成為廢紙也不對。計劃不合實際就得修改，實際超過了計劃也得承認，計劃不能一成不變。建議中有些數字當時覺得是恰當的，現在發現還有矛盾需要解決，那就應該解決，我想這是許可的。

關於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問題，周恩來說，（綱要）草案現在執行快一年了，事實証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這些並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擴大耕地面積，要求12年內開墾1.4億畝顯然是有困難的。如果每年開墾1000萬畝，就要投資5億元。這5億元的投資，明年度無論如何也擠不出來，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擠出來的。周恩來接著說：“這兩個文件經過我們研究以后覺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強，否則把別的都破壞了，錢也浪費了，最后還得退下來。凡是不合實際的都可以修改，這樣就把我們的思想解脫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

周恩來在講話中還認為，第一個五年計劃基本上是正確的，成績很大，但是錯誤不少。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冒了的，就要收縮一下，使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不然就站不穩，就會影響我們的貨幣、物價、勞動工資等各方面。應該認識到，不要使中國也發生“波茲南事件”，幾萬人或者幾十萬人站在街上請願，那問題就大了。

五天后，毛澤東在會上也作了講話，並且一開始就講“上馬”與“下馬”的辯証法問題。他說：“我們對問題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決得妥當。進還是退，上馬還是下馬，都要按照辯証法。世界上，上馬和下馬，進和退，總是有的。那有上馬走一天不下馬的道理？我們走路，不是兩個腳同時走，總是參差不齊的。第一步，這個腳向前，那個腳在后﹔第二步，那個腳又向前，這個腳在后。看電影，銀幕上那些人淨是那麼活動，但是拿電影拷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動的。《庄子》的《天下篇》說：‘飛鳥之景，未嘗動也。’世界上就是這樣一個辯証法：又動又不動。淨是不動沒有，淨是動也沒有。動是絕對的，靜是暫時的，有條件的。”表面看，毛澤東在談哲學問題，其實用意並不在此。

毛澤東還說，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暫時建立了平衡，隨后就要發生變動。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淨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們應當告訴干部，告訴廣大群眾：有進有退，主要的還是進，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波浪式地前進。雖然有下馬，總是上馬的時候多。我們的各級黨委，各部，各級政府，是促進呢？還是促退呢？根本還是促進的。社會總是前進的，前進是個總的趨勢，發展是個總的趨勢。

對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如何評價，毛澤東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本正確。至於錯誤，確實有，這也是難免的，因為我們缺少經驗。總的說來，現在看不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有什麼大錯，有什麼根本性質的錯誤。他還講到保護干部群眾積極性的問題，提出要保護他們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要在保護干部和人民群眾積極性的根本條件下，批評他們的缺點，批評我們自己的缺點，這樣，他們就有一股勁了。群眾要求辦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群眾解釋清楚，也是可以解釋清楚的。

毛澤東在上述講話中，沒有直接批評反冒進，但他與周恩來在冒進與反冒進問題上的態度顯然有差異。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1956年1月至11月反冒進。二中全會我講了七條，是妥協方案，解決得不徹底。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會議。1月18日，陳雲在會上作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當》的發言，他著重提出，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像我們這樣一個有6億人口的大國，經濟穩定極為重要。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當然，如果保守了，妨礙了建設應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糾正保守比糾正冒進，要容易些。因為物資多了，增加建設是比較容易的﹔而財力物力不夠，把建設規模搞大了，要壓縮下來就不那麼容易，還會造成嚴重浪費。他還說，1956年安排基本建設的時候，隻和當年財力物力勉強平衡，既沒有瞻前也沒有顧后，結果造成基本建設投資猛長，在1957年不得不減下來。這是1956年計劃執行的重要教訓之一。

同一天，毛澤東也在會上作了發言，直接對1956年的反冒進作了批評。他說，農業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還是沒有希望？是合作社好，還是個體經濟好？這個問題也重新提出來了。去年這一年，豐收的地方沒有問題，重災區也沒有問題，就是那種災而不重、收而不豐的合作社發生了問題。這類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許的願大了，后頭沒有那麼多，社員收入沒有增加，甚至還有減少。於是議論就來了：合作社還好不好，要不要？這種議論也反映到黨內的一些干部中間。有些干部說，合作社沒有什麼優越性。有些部長到鄉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氣不妙，說是農民無精打採，不積極耕種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潰滅亡之勢。前年反右傾，去年反“冒進”，反“冒進”的結果又出了個右傾。我說的這個右傾，是指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主要是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的右傾。我們的干部中間刮起了這麼一股風，像台風一樣，特別值得注意。話語之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對反冒進是不滿意的。這種不滿意，到1957年秋反右派運動后，毛澤東明顯表達出來。從這年9月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開始，他就不斷對反冒進進行批評。“大躍進”運動就是在不斷批評反冒進的過程中發動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