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平漢
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曾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重大影響。眾所周知，“大躍進”運動是在批評1956年的反冒進和醞釀、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過程中發動起來的。那麼，1956年的冒進與反冒進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冒進的出現
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設想用三個五年計劃即15年左右的時間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但從1955年夏季開始，毛澤東決定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開展了對所謂“小腳女人”即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就迅速進入高潮。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快速進行，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將在中國基本建立，要發揮這種先進制度的優越性，就必須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使中國的生產力水平迅速趕上甚至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時他感到，既然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克服右傾保守思想，速度可比原計劃大大加快，那麼，經濟建設領域是否也同樣有右傾保守思想需要克服，是否可以同樣加快發展速度？
195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要超過美國。”他說：“不是說趕上美國不要一百年嗎？這個看法我也贊成。究竟要幾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許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
11月16日至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會議上，毛澤東說，領導思想落后於實際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在肅反問題上，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上，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右的看法都是突出的。他還說，帝國主義眼前還不敢發動戰爭，我們要趁著這個機會，加快社會主義改造，加快我國的發展。
此前的1955年9月，毛澤東親自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於12月作了序言，他說：“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這就是說，毛澤東編輯這本書，固然希望就此進一步把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引向深入，但更主要的，還是通過對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右傾思想”的批判，解決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教育科學文化各項事業中的他認為也存在的“右傾保守”問題，由農業的社會主義高潮帶動各項建設事業發展的高潮。從批判所謂“小腳女人”起，毛澤東在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急於求成的傾向明顯表露出來，而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迅速到來，又使他相信，早日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加快工業化的速度是能夠實現的，關鍵的問題是克服各種“右傾保守思想”。
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由劉少奇傳達毛澤東關於召開中共八大的指示。劉少奇在講話提綱中寫道：“各方面的潛力還是很大，事業的進行還可以快，事情還可以多辦。”“（八大）中心思想，反對右傾保守主義，提前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的計劃。”“要利用目前世界休戰的時期，加快速度來完成我國的總任務。那時不論和戰都好辦得多。未完成而戰困難更多。”“一切工作要求辦得又多、又快、又好。”“以前反盲目冒進，反貪多、貪大、貪快，是對的，但出了毛病，把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也反掉了。
按照毛澤東批評右傾保守思想的精神，1956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斗》的社論，明確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號。社論說，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突破了原來計劃的指標向前猛進，這就給予了可能，也提出了要求，使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工作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社論進而提出，在工業、文教事業的面前，就擺著一個問題：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自己的事業。必須又多又快，才能趕上國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須要好，要保証質量，反對不合規格的粗制濫造﹔必須要省，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積累起來的財力來辦好一切應該辦而且可以辦的事情。這篇社論中，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急於求成的思想，已經躍然紙上。
在1955年11月間，毛澤東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同華東、中南、華北十四個省的省委書記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就全國農業發展問題交換了意見，共同商定了加快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十七條意見（簡稱“十七條”）。1956年1月，毛澤東又在同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商量之后，將“十七條”擴充為四十條，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簡稱農業四十條。隨后，中共中央邀請了在北京的工業、農業、醫藥衛生、社會科學等各方面的科學家，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負責人和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共1375人，分組進行了討論，採納了一些意見，做了一些修改。1月23日，農業四十條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於1月25日提請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通過后以草案的形式公開發表。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草案的中心，“就是要求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農作物的產量，發展農、林、牧、副、漁等生產事業”。綱要要求在12年內，把糧食每畝的平均產量，在黃河、秦嶺、白龍江以北，由1955年的150多斤提高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由1955年的208斤提高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由1955年的400斤提高到800斤，即著名的“四、五、八”。把棉花每畝的平均產量，由1955年的全國平均35斤皮棉，按照各地情況，分別提高到60斤、80斤和100斤皮棉。按照這種畝產量的水平，到1967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將比1955年增加一倍半以上，棉花總產量將比1955年增加兩倍。這個要求顯然過高，難以實現，到1967年，全國糧食作物每畝平均產量隻有244斤，棉花的平均產量隻有62斤。這些指標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當時人們迅速改變我國農村落后面貌的強烈願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們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急於求成的傾向，綱要中的許多指標事實上在7—12年的時間裡是難以實現的。
從批評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小腳女人”開始，毛澤東就將批判右傾保守思想，作為推進各項工作大發展的重要方式。1956年1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所作的總結中，專門講到了反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他說：現在我要講的是領導方法問題。有兩種領導方法：一種是使事業進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種是使事業進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拿最近一年來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知識分子的問題等幾件事來看，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可以遲一些、壞一些，也可以早一些、好一些。上層建筑不適合經濟基礎，不能促進經濟發展，這就喪失了上層建筑應有的作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是基礎，上面還有政府，黨，各部門，這都是上層建筑，必須起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如果不促進，就喪失了它的職能。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就是為了使上層建筑能夠適應基礎，促進社會的發展。
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又指出：過去幾個月來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大大超過了人們的預料，目前我們國家的政治形勢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去年夏季以前在農業方面存在的許多困難情況現在已經基本上改變了，許多曾經被認為辦不到的事情現在也可以辦了。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額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任務，就是在這個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的基礎上，給農業生產和農村工作的發展指出一個遠景，作為全國農民和農業工作者的奮斗目標。農業以外的各項工作，也都必須迅速趕上，以適應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新形勢。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
從上述講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的目的，在於用這樣的方式促進我國建設事業的大發展。在他看來，一克服右傾保守思想，原來設想要十幾年才能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隻用幾年的時間就實現了，經濟建設中右傾保守思想一旦克服，同樣可以實現高速度發展。同時他感到，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但依然是一窮二白，在工業上、科學技術上遠遠落后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種狀況如果不盡快改變，並在較短的時間裡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實在與先進的社會制度不相稱。革命戰爭和社會改造取得的巨大成功，增強了毛澤東的自信，他認為，實現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是完全可能的。
隨著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口號的提出，一些地方開始不顧實際可能提出一些過高的指標。例如，這年1月召開的廣東省糧食生產會議要求全省1956年的糧食總產量，在1955年的220多億斤的基礎上再增產18.5%，即增產40億斤，比原訂的增產計劃提高了12億斤，並把增產56億斤作為爭取實現的目標。又如，甘肅省提出：1956年全省糧食要在1955年總產量78億斤的基礎上增加到103億斤，較1955年實際產量增加32%﹔棉花要在1955年總產量9.98萬擔的基礎上增加到25.2萬擔，較1955年實際產量增加152%。
國務院各部也紛紛修改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匯報時提出的長期計劃指標。1956年1月14日，由國家計委匯總報告給中共中央、國務院。其中，1967年糧、棉、鋼、煤四大指標修改如下：糧食9500億斤（加上大豆實為1萬億斤），比1955年夏各部門在北戴河匯報時的6000億斤提高3500億斤﹔棉花1億擔，比原匯報的5600萬擔增加4400萬擔﹔鋼2400萬噸，比原匯報的1800萬噸增加600萬噸﹔原煤3.3億噸，比原匯報的2.8億噸增加5000萬噸。不少原定1967年實現的指標，提早5年，改為1962年實現。
反右傾保守導致的經濟建設中的急躁冒進傾向，最突出的表現是基本建設投資規模一加再加。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國家計委提出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1956年基本建設投資112.7億元，比1955年的預計完成數增長30.4%，比一五計劃中規定的1956年投資多12.4%。隻過了兩個月，這個數字就被大大突破。國家計委1956年1月5日在一份報告中說，各省市、部門要求的投資已達153億元。隨后，又增加到180億、200多億元，比1955年預計完成數增加一倍多。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五年內限額以上基本建設項目694個，建成的455個。1956年初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基建會議將建設項目追加到745個，建成的追加到477個﹔不久又將建設項目追加到800個，建成項目追加到500多個。基本建設規模的擴大，必然導致投資的大幅度增加，造成國家的財政赤字，同時它還致使鋼鐵、水泥、煤炭等原材料供不應求，造成國民經濟的全面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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