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華
張國燾留下致命疏漏
張國燾終於同意大軍開拔了，但是從鬆潘北上的良機已經錯過了。
7月至8月，鬆潘守敵不多，胡宗南所部27個團處於分散、孤立的狀態，如果紅軍突擊鬆潘，可以一舉打通進軍甘肅南部的通道。8月初，胡宗南部大軍雲集，完善了鬆潘防線，紅軍被迫執行夏洮戰役計劃，繞道通過人稱“死亡之海”的草地，向北突擊轉進。
在討論具體方案時，徐向前和陳昌浩提出了前后部方案，即主張部隊集中為一路，以紅四方面軍為主力，位於戰役的前方，執行戰役任務，以紅一方面軍為預備隊，跟隨前進。這個方案的優點是能夠最大限度地集中紅軍優勢兵力，做到步調一致。
張國燾不贊同這個方案，提出兵分兩路的方案，他考慮的出發點是為了分路籌糧，最大限度地減少糧食供給困難。
會議採納了張國燾的方案。8月3日，朱德、張國燾簽發了《夏洮戰役計劃》，規定兵分左、右兩路，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部率領，由紅四方面軍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軍和紅一方面軍的第五、第三十二軍等組成，從卓克基北進取阿壩，控制墨窪，然后向北出夏河﹔右路軍由紅軍前敵指揮部率領，由紅四方面軍的第四、第三十軍和紅一方面軍的第一、第三軍等組成，大部從毛兒蓋北出班佑、巴西地區，萬一無路可走，再改由阿壩前進，彭德懷率第三軍全部及第四軍一部作總預備隊，掩護中央機關隨右路軍前進。
這是一個不起眼的文件，長久地湮沒在歷史長河中。但這又是一個偉大的文獻，它為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脫險創造了必備的條件。
左、右兩路軍的編組，貫穿著混編和分攤的原則，紅一方面軍四個軍團（軍）中的第五、第三十二軍團在左路軍，紅一、紅三軍團在右路軍，考慮到左路軍的第五、第三十二軍團實際兵力不足一個軍，所以紅四方面軍的五個軍，有三個軍（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分到左路軍，剩下的兩個軍（第四、第三十軍）分到了右路軍。
張國燾在進行兵力配置時，有兩點疏忽：一是將戰斗力最強的第一、第三軍團都編在右路軍，實際上保留了紅一方面軍的完整建制﹔二是讓中央政治局和中革機關隨右路軍前進，實際上給予了中共中央在特殊條件下直接領導軍隊，特別是就近指揮紅一方面軍單獨行動的條件。這一條件對於一個月以后黨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先行北上至關重要。
如果在兵力編組時，將號稱中央紅軍車之兩輪的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分別配置於左路軍、右路軍，則紅一方面軍任何一部都沒有力量採取單獨行動﹔如果中央機關在左路軍，與張國燾同行，則他們受到的掣肘更為嚴密。右路軍中，雖然是前敵指揮部掌握著軍隊的行動權，但徐向前對中央始終保持忠誠和服從，陳昌浩雖然脾氣火爆，在許多重要問題上追隨張國燾，但是他並沒有主動地發起過挑舋，對中央領導人比較尊重。后來在右路軍行動期間，他對中央沒有採取防范和戒備的措施。
精明的張國燾始終對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和紅一方面軍保留戒備，為什麼會留下這樣大的疏漏？
原因非常簡單。在他設計的夏洮戰役中，左路軍是主攻方向，始終處於行進隊伍的前列﹔右路軍從戰役任務上講，起配合作用，從行動路線上講，走的是迂回路線，而且如果北進班佑、巴西不順，還要改經阿壩，沿著左路軍的路線前進。因此，在他看來，右路軍也好，紅一方面軍也好，都在其掌握之中。
使慎密的部署變成天大的漏洞，是來自另外一個偶然因素。觸發這個偶然因素的原因是張國燾和左路軍的拖延。
沙窩會議后，在紅四方面軍三巨頭碰面時，仨人神情各異。
張國燾不說話，臉色陰沉。一方面，沙窩會議並沒有完全實現他改組中央的目的﹔另一方面，經過連續兩輪索取軍權和黨權的斗爭，他摸清了中央的底線，底氣大增。
陳昌浩話很多，埋怨：“中央聽不進國燾的意見。”
徐向前感到煩燥：“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這裡沒有吃的，得趕緊走。我們在前面打仗，找塊有糧食吃的地方，你們再吵怎麼樣？”
負責后勤供給的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正副部長鄭義齋、吳先恩愁得不行，找徐向前叫苦：“部隊在這裡沒有糧食吃，吃黃麻吃得嘴都腫了。周圍荒無人煙，根本無糧可籌，再不走部隊和中央機關要斷糧了。”
“你們催我，我也著急，但是，沒有辦法，得等開拔的命令。”徐向前一籌莫展。
聽鄭義齋說周恩來病得下不了床，徐向前帶了幾斤牛肉去看他。這在當時是頭等補養品。
探望時，周恩來談起政治局的爭論。
徐向前坦率地說：“爭論的焦點是什麼，誰是誰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內部的事，沒有人和我談過，自己也不想過問。目前情況十分困難，要命第一，要趕快走。”
《夏洮戰役計劃》下達后，右路軍行動迅捷。8月10日，徐向前、陳昌浩以前敵總指揮、總政委的名義下達《右路軍行動計劃》，以第三十軍第二六五團和第二六四團為先遣團，經墨窪過草地出班佑、包座，為全軍開路﹔右路軍主力分為三個梯隊，行軍途中交叉掩護向北挺進﹔岷江兩岸牽制部隊殿后，逐段掩護，適時向主力靠攏，銜尾跟行。
與右路軍的神速相比，左路方向遲遲不見動靜。
指揮左路軍的是總司令朱德和總政委張國燾。朱德每天做張國燾的工作，催他迅速部署、著手各項准備，但張國燾充耳不聞。
朱德勸說無效，以為自己嘴笨，找口才好的王稼祥來做工作。當時擔任王稼祥警衛的邱仁華回憶：
朱總司令請王稼祥同志做張國燾的工作。為了照顧王主任的身體，談話地點就定在他的房子裡。王稼祥同志與張國燾從太陽落山一直談到午夜3點多鐘。他們在房子裡談，我們在外間房子裡等著，聽到王主任耐心地說服張國燾，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對理由，最后隻好同意北上。
督促開拔的不僅有中央領導人，負責殿后並收容傷病員的紅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王宏坤也一日三次電摧前進。總參謀長劉伯承拿著電報找張國燾：“后面有7000多名傷病員情況很不妙。王宏坤來電說，如果再不前進，這些傷病員可能會都死光，要求加快進軍。”
張國燾說：“就他事多！”
在中央催促和部下敦促下，張國燾同意北上了，但又在北進路線上固執已見，打起了嘴仗。
8月15日，中共中央比較左、右路軍行軍路線后，決定改變夏洮戰役中關於左路軍經阿壩北上的路線，致電張國燾：“不論從地形、氣候、敵情、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即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
8月18日，徐向前、陳昌浩在致朱德、張國燾的電報中指出：左路軍大部不應深入阿壩，應從速緊靠右路，速齊並進。合兵一處、擊破當前之敵，這原本就是徐、陳的觀點。
8月19日，張國燾連續發來兩份電報，認為阿壩仍需攻取，理由有三條：一是財糧策源，必要時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進路﹔三是可作后方根據地。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舉行會議，討論戰略方針和夏洮戰役的作戰行動問題。此前中央政治局對常委進行分工，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問題。會議由毛澤東作主題發言。他說：“根據中央關於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我軍北進夏河地區后，有兩個行動方向，一是東向陝西，一是西向青海。我的意見，主力應當向東，向陝甘邊界發展，而不應向黃河以西。”
會上，兩個人的發言，令毛澤東非常欣慰。
一個是新任政治局委員陳昌浩。他態度非常堅決：“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見，當務之急是快速北進，集結最大兵力，向東突擊，以實現中央既定方針！”
另一個是總指揮徐向前。他說：“原則上的問題，中央早已決定，戰略方針當然是向東。我軍北出甘南后，應堅決沿洮河右岸東向，突破岷州王鈞部的防線，向東發展。萬一不成，再從河左岸向東突擊。”
“昌浩和向前同志的發言很好，目前的行動就是要體現快速北進、堅決向東的原則。”毛澤東十分高興。
會議以毛澤東的發言為基本內容，形成了《中央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這個決定最重大的歷史意義，即是變右路軍為北進主力，將左路軍作為戰略預備隊，做好左路軍萬一趕不到也要以右路軍打開北進道路。
歷史就這樣以偶然的形式，完成了一次必然的乾坤大挪移，原計劃中作為戰略預備隊、行進在左路后面的右路，不僅成為突擊主力，而且成為開辟道路的先鋒部隊。同時，由於右路軍保存了紅一方面軍的編制、中央機關隨軍行動、前敵總指揮部對中央採取尊重的態度，也為特殊情況下的單獨行動創造了條件。
這些條件缺一不可，它由張國燾開啟而由毛澤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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