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華
毛澤東一生中最屈辱的時刻
攫取軍權后，張國燾開始用槍杆子“審查”黨中央的領導。
首先，他認為遵義會議及其選舉結果（張聞天黨內負總責、毛澤東任常委）組織上不合法。理由是，政治局共有12名成員，他與王明、康生、項英、任弼時都沒有參加，顧作霖1934年5月去世，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僅有6名，為應到人數的50%，未達到黨章所規定的半數以上。對此，楊尚昆在回憶錄中進行了專門的解釋：
這是一次帶有緊迫性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因為被戰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不可能到會，但是到會的還是佔多數。五中全會后的政治局委員，除顧作霖因病去世外，還有11人，出席會議的有：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陳雲、毛澤東、朱德6人，超過了半數，缺席的5人中，王明、康生在莫斯科，張國燾在四川，任弼時在湘鄂川黔，項英在江西堅持游擊戰爭。政治局候補委員共5人，出席會議的有劉少奇、王稼祥、鄧發、凱豐（何克全），是絕大多數，隻有關向應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書記（或叫常委），除項英外，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都出席。
其次，他認為中央政治路線出了問題。其實，這個觀點在遵義會議上就引起過爭論。劉少奇在發言中要求中央全面檢查四中全會以來，特別是五中全會以來，白區和蘇區黨的路線是否正確。
博古當時十分惱火：“總不能軍事上打了敗仗連總的路線也錯了！”他列舉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和蘇維埃政府的成績，詰問道：“中央蘇區各方面建設的成績也是錯誤路線造成的？！”
毛澤東從內心裡贊同劉少奇的觀點，但是，考慮到當時最緊迫的問題是軍事問題，路線問題牽涉到白區與蘇區、中央與地方、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在場的人和未到會的人，一時難以解決，因此建議將遵義會議的中心鎖定為解決軍事路線問題。
雖然同樣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出了問題，張國燾與毛澤東、劉少奇提出問題的出發點完全不同，他是從泄憤的角度找平衡：既然是檢討工作，那就應該是全面的和公平的，“不僅要檢討紅四方面軍，也要檢討一方面軍，更要檢討中央的領導是否正確”。
1935年7月28日，紅軍抵達毛兒蓋。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召開了一個緊急干部會議，在會上宣布中央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將紅四方面軍的十幾個干部分別批准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他指責遵義會議是調和路線，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和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不達目的決不進兵。
在他的唆使和鼓動下，紅四方面軍一些干部頭腦發熱，也發表一些偏激的言論。
面對張國燾挾兵自重的公開索權，中央採取了極其忍耐的態度。政治局成員輪番對張國燾做工作。
為了盡快打通張國燾的思想，毛澤東別出心裁地與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同去拜訪。
一進門，毛澤東就笑著說：“你看我給你帶什麼來了？”
張國燾瞅瞅毛澤東，又看看劉英，沒發現手裡提什麼，問：“帶什麼了？”
“我給你帶‘水’來了！”毛澤東語帶玄機。
“什麼水呀？”張國燾還是不得要領。
毛澤東好不容易想出個輕鬆俏皮的開場白，完全沒有效果，隻好解釋道：“《紅樓夢》裡寶二哥不是說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嗎？劉英是女人，當然是水啦！”
張國燾這才開竅，不由得哈哈大笑。
笑過之后，一切依舊。在交談中，張國燾翻來覆去就說一個意思：“對於工農干部，我是很重視他們的啊，他們打仗勇敢，有經驗。”
他的弦外之音是堅持提拔四方面軍一部分人當中央委員和進入政治局。
接著上來勸說的，是會師以來從來沒有說過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重話的朱德。兩人說得口干舌燥，仍然雲遮霧罩。朱德氣咻咻地感嘆：“太難了，太難了！”
張國燾索權的言論很快變成了最后通諜。他將自己擬定的一長條名單交給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傅鐘，命令他找張聞天商量。在這張名單中，張國燾注明了哪些人進中委、哪些人進政治局。
張聞天拿到名單，一籌莫展，隻好來找毛澤東商量。
雖然早就探察到了張國燾的意圖，但毛澤東也沒有料到他的胃口會這樣大，很不情願地說：“中委可以增加幾個，政治局不能增那麼多。”
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又找陳昌浩等人談。經過好幾個來回，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見，准備擢升6人進中委或政治局。
8月3日，張國燾收到張聞天電報：“請准於明日十時到達沙窩開政治局會議，並請通知傅鐘、博古、鄧發、凱豐、富春趕來到會。”
張國燾知道，又一輪較量開始了。
8月4日到6日，張國燾參加了在沙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的議題有兩個，一是討論確定兩軍會合后的形勢和任務，二是吸收四方面軍干部參加中央工作。
會議開始后，張聞天首先發言。他根據起草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草案，進行了系統分析和闡述，強調迅速北上，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當前紅一、紅四方面軍的首要任務。
會上，張聞天針對張國燾清算中央政治路線的質疑，重申了遵義會議的結論，即：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沒有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上的錯誤，經遵義會議已經得到了糾正。
張國燾糾纏不放：“中央的政治路線可能是錯的，也可能是共產國際錯了，也可能是我們執行錯了，也可能是時移勢易而必須改變。”
大家耐心地聽著他兜圈子。
“雖然我們不宜貿然肯定中央的路線上正確或者是錯誤的，但是，”張國燾話勢一轉，“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了，而是失敗了，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現在所有的蘇區都喪失了，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我們退到了藏族地區，這些失敗的事實是無法否認的。至於蘇維埃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說成是敵人飛機大炮的厲害，也不能當作只是我們軍事上的失算，主要還是這一運動不合時宜，沒有被廣大群眾所接受。所以，不能不從中央政治問題上找原因。”
毛澤東用一句話回答了他的提議：“確定中央路線正確與否，不能隻由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來決定，而是應該全黨共同參與。這個問題可以留待將來的七大解決。”
與會者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會議轉入第二項研究組織問題，爭執變得激烈起來。
張聞天代表政治局提出事先磋商的名單：提升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等3位同志為中央委員﹔提升何畏、李先念、傅鐘等3位同志為候補中央委員﹔提升2位同志進政治局，陳昌浩為正式委員，周純全為候補委員。
這個方案事先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商量過，都表示沒有異議，但張國燾突然變卦。
“六大的精神之一就是堅決提拔工農干部，這是我們黨的組織路線。在堅決提拔工農干部方面還可以多提幾個人嘛！”張國燾又掏出自己擬定的名單，逐個介紹情況。
毛澤東委婉地說：“四方面軍中有很好的干部，我們現在准備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黨章規定，本來政治局不能決定中委，現在是在特殊情況之下才這樣做的。其他干部不進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軍事、政治領導機關工作。”
張國燾換了個角度繼續強硬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本來我的意見，是提幾個同志都到政治局，這樣可以提拔工農干部，他們有實際經驗，又可以學習領導工作。”
會場上一時形成僵局。
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都看出張國燾想在政治局形成多數來控制黨中央（這些被提名的干部大多數都是黨的忠誠干部而不是張國燾的人），因而堅決不在中央委員的人數上鬆口，同時為了團結張國燾和顧全大局，又作了有限的讓步，決定陳昌浩、周純全進政治局，為正式委員。中央稍后還決定，陳昌浩以政治局委員兼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兩河口——蘆花——沙窩——毛兒蓋，在長達60天的日子裡，黨中央面對的不再是武裝到牙齒的國民黨軍隊，甚至也不再是殺人於無形的飢餓、寒冷、雪山、沼澤，而是張國燾那張陰沉的臉和眼睛裡透出的縷縷殺氣。
關於這段歷程，一年后，中央書記處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我們認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轉變國燾與爭取四方面軍，必須採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針，因此除對黨的路線堅持原則外，其余均向他讓步。”
這段經歷也在毛澤東心中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25年后，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採訪中提問：“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毛澤東答：“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斗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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