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華
一條小河、一份電報觸發攤牌時刻
8月21日，毛澤東率領右路軍進入若爾蓋大草原。七天后，他們走出死亡之海，發起包座戰役，殲滅國民黨守敵一個師，打開北上的通道。
與右路軍相比，左路軍行動十分延緩。8月21日，朱德帶領左路軍先頭部隊攻佔草原邊緣的阿壩，張國燾以“鞏固阿壩”為理由，命令大部隊就地整理，延宕十余天。
在此期間，中央政治局致電張國燾，通報毛兒蓋會議《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補充規定》的精神，提出“目前應令右路軍全力迅速奪取哈達鋪，控制西固（今宕昌——筆者注）、岷州間地段，並相機奪取岷州為第一要務。左路軍則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並肩東進”。
張國燾對此十分惱怒，認為毛澤東輕率地改變了原定軍事方案，粗暴干擾了總司令、總政委行使職權。他在回憶錄中說：
我要求中央軍委會和總司令部職權劃分，工作程序確立。所有原中央軍委會機構概屬總司令部管轄，各單位直接秉乘總司令總政委之命處理工作，一切軍事命令都由它下達。中央軍委會原屬中央政治局，對總司令部居指導地位，負責審查核定總司令部所擬的軍事計劃和重要人事變化，不再直接發布軍事命令。
可是，毛澤東破壞了這個統一指揮方案。他這個軍委會主席過去是獨斷一切的，總司令等於虛設，現在他仍不稍變動。他徑行核閱所有軍事單位的文件，無論是情報、作戰計劃、軍事行政，以至人事調動等，同時又徑行批定辦法，然后才交我們執行。這不特使總司令總政委變成了幕僚人員，簡單就是由他一個人唱獨角戲。
張國燾拒絕向右路軍靠攏。他的執拗，讓兩位老搭檔陷入兩難境地。特別是陳昌浩，他是新任政治局委員，又和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同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有什麼事，都是由他去跟中央聯系，經常受到兩邊的夾腳氣。
徐向前找他商量：“國燾同志總和中央鬧別扭，不好。而且從軍事上看，毛澤東主張的左右兩軍集中兵力出甘南確實是上策。”
陳昌浩也有同感：“我們發電報催催吧。”
從8月20日至9月1日，陳昌浩、徐向前連續發出急電，表明自己的態度，要求左路軍執行中央政治局決定，速度向右路軍靠攏。口氣越來越強硬。8月24日，陳、徐直率地表明了兩人對中央決定的態度：“弟意右路軍單獨行動不能徹底消滅已備之敵，必須左路馬上向右路靠近，或疾走班佑，以便兩路集中向夏、洮、岷前進。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關決立復示，遲疑則誤盡中國革命大事。”
在紅四方面軍三巨頭中，兩比一的情況經常出現，多數情況是張國燾佔據上風，但像這樣由徐向前聯手陳昌浩逼迫張國燾就范尚屬首次，特別是在電文中寫到“遲疑則誤盡中國革命大事”，這種犀利的用詞是張國燾與徐向前、陳昌浩共事以來未曾有過的。
張國燾知道自己犯了眾怒，不敢再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了。8月30日，他下令左路軍第一縱隊向東進入草地，向班佑前進，同時令位於卓克基、馬爾康的第二縱隊跟進。
左路軍的行程牽動著毛澤東的心。他把徐向前和陳昌浩找到一起，商量如何做張國燾的工作。
徐向前說：“如果他們過草地困難，右路軍可以派出一個團，帶上馬匹、牦牛、糧食去接應。”
“具體的困難都好解決，關鍵是打通這裡。”陳昌浩指著腦袋說。
毛澤東說：“那就這麼辦，一是發電報催，二是派部隊接。”
9月3日，左路軍第一縱隊行至嘎曲河。恰逢大雨，河水上漲。一向行動延緩的張國燾，頓時敏捷起來，下達班師返回阿壩的命令，同時以朱、張的名義起草給徐向前、陳昌浩轉中央的電報：“上游偵察七十裡，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隻能吃三天，二十五師隻兩天，電台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向導，結果痛苦如此，決於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
當時，從嘎曲河到班佑與黨中央會合，隻需三五天路途，如果可以涉渡此河，就不需要南返阿壩。關鍵就在於嘎曲河的漲水到底有多大？左路軍是否真的沒有徒渡和架橋的可能？
在張國燾看來，河水滔天，天塹難越。他在幾十年后的回憶中一再繪聲繪色地描述當時的水勢：
我們總司令部率部按照計劃，由刷經寺向上下包抄前進，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到大雨，我們深恐為水所阻，積極冒雨前進，夜晚支起軍氈作帳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瑪楚河上游的一個支流，橫阻在我們面前，它原本不過是一條小河溝，深不過膝，現在河水陡漲，深逾一丈，寬達三百米，我們無法通過。看情形幾天之內河水沒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裡地區以內找不到任何的渡河工具，而我們的干糧又吃了大半，我們無法可施，乃決定回師刷經寺。
張國燾關於久雨不晴和河水連日不降的說法，根本不是事實。紅九軍參謀長陳伯鈞的《長征日記》逐日記載了8月底至9月初的天氣情況。根據他的記載，左路軍進入草地前3天，即8月30日至9月2日，以雨天為主﹔抵達嘎曲河的后4天，以晴天為主。草地的河水易漲易落，按照雨漲晴落的規律，嘎曲河從9月3日起應該呈回落的趨勢。
即使是在水勢較大的9月2日，第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也認為嘎曲河看起來白茫茫的一片，其實都是淺底平川，完全可以過河。他來到張國燾所住的帳篷，要求試渡。張國燾黑著臉不吱聲。以張國燾為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長黃超十分囂張，馬上跳起來，破口大罵，痛斥董振堂膽大妄為，竟敢懷疑總政委的判斷。他不顧朱德在場，掄起巴掌，連抽董振堂幾個耳光。張國燾站在一旁看熱鬧，根本不制止。朱德也不好做聲，轉身走出帳篷。在奇恥大辱面前，董振堂很沉得住氣，繼續把理由說完，然后走了出來，來到幾米外的朱德帳篷裡，一進門眼淚就往下滴。朱德、康克清好言好語地寬慰他，讓他見了中央再說。
送走董振堂后，朱德在河邊轉悠。乍一看，草地河川的水，沒有河堤、樹木等比照物，說大說小，說深說淺，都有人信。還是笨辦法最聰明，如果有人能夠涉渡到對岸，那一切爭論都可以平息了。朱德瞅准了一個位置，憑經驗感覺有戲，派警衛員潘開文下河試試。潘開文后來回憶：
他（朱德）看到水比我們剛到的時候小了一點，就對我說：“你騎我的馬過去試試看。”於是我就騎上他的馬，他的馬高大一點。下到最深的地方，水剛到馬肚子的地方。走到河那邊，水又淺了。老總看見以后，說：“哎，這可以嘛！”當時的水情看，說不深，也還困難一點，但要想辦法，還是可以過的。
朱德興沖沖地回來找張國燾：“國燾啊，水不深，部隊可以過呀！趕快北進吧。”
張國燾根本不接話，冷冷地回了三個字：“那不行！”
“怎麼不行？剛才我的警衛員就過去了。不信？你可以問小潘。”朱德火了，要拉張國燾出去看潘開文如何過河。
陳明義當時任總部作戰參謀，親眼目睹他們激烈爭吵的場面：
在總部后帳篷裡，張國燾和他的秘書長黃超同朱總吵，要朱總同意南下，態度很激烈。當時我是總部一局一科參謀，不知道他們吵得對不對，但總覺得他們用這種態度對待總司令不對。張國燾還煽動個別人員給朱總施加壓力，但朱總一直很鎮定，他說他是一個共產黨員，要服從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朱德終於明白了，不是嘎曲河水太大，而是張國燾在找借口。他后來在自述中說：“一轉到阿壩，過一條嘎曲河沒有准備好。其實張國燾是根本沒有准備，過不去好南下。”
張國燾不顧朱德的反對，下令已經抵達嘎曲河的第一縱隊轉頭往回走，指示正在北上的第二縱隊停止前進，備糧待命。
左路軍遇水即返的電報送到班佑前敵總指揮部，中央領導人表情各異。
毛澤東似乎早就料到了，平靜地問：“國燾同志請也請不到，怎麼辦？”
陳昌浩一臉苦笑，解釋說：“來電說嘎曲河漲水，過不了河。”
徐向前清楚四方面軍的底細，不解地說：“四方面軍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隊，就在左路軍，就地取材，營造簡便渡河工具，應該不成問題。至於糧食缺乏，更不須憂。阿壩一帶糧食較毛兒蓋地區要多，張國燾以前自己也說過。我們從毛兒蓋出發，每人隻帶了供兩三天食用的炒青稞，還不是通過了草地！他們的糧食，絕不會比我們少，過草地有什麼不行？更何況我們還要派部隊帶糧去接應他們呢！”
當時的紅軍面臨難得的戰機，紅一軍團已派第一師向俄界開進，國民黨甘南駐軍十分薄弱，文縣、武都、西固、岷州筑碉未成，完全可以乘隙突破敵人防線，直趨陝甘。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左路軍南返的腳步一刻也沒有停止。由於中央的意見一直為張國燾所反對，毛澤東把勸說的希望寄托在長期與張國燾共事的徐、陳身上。
徐向前、陳昌浩抱有一些期待和自信。過去無論是鄂豫皖蘇區還是川陝蘇區，大部分時候是張、陳商議決定大局，但在徐、陳意見完全一致時，張國燾也會做出某種妥協。
9月8日上午9時許，徐向前、陳昌浩以兩人的名義單獨發電給朱德、張國燾：“中政局正考慮是否南進。毛（澤東）、張（聞天）皆言隻有南進便有利，可以交換意見﹔周（恩來）意北進便有出路﹔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進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萬一左路若無法北進，隻有實行下策。如能乘向北調時（？）鬆潘、南坪仍為上策。”
這封電報反映了徐向前和陳昌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們從理智上清楚，左路軍速來北進為上策，因此力陳北進有利條件﹔另一方面，他們從情感上不願意在兩個方面軍會合后再分兵，主張以集中主力為原則。
看了這份電報，張國燾鬆了口氣，覷破了徐、張兩人的軟脅，即他們不願意將親手拉扯大的紅四方面軍撕成兩半。隻要左路軍堅持不北上，右路軍就必然會南下。
9月8日22時，張國燾做出了命令右路軍南下的決定：“一、三軍暫停留向羅達進，右路軍即准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問題，右路皮衣已備否。即復。”
這封電報與前面的電報不同，電文很短，語氣強硬，直接向徐、陳下達右路軍南下命令，根本不提及向中央轉呈電文。這標志著，張國燾已經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備。
南下與北上之爭終於到了攤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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