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庚
三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偕妻子孟慶樹和康生、陳雲、曾山等乘坐蘇聯軍用飛機經迪化（即烏魯木齊）、蘭州（稍作停留），於29日飛抵延安。
那天，毛澤東、朱德和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一齊前往機場迎接。當王明、康生、陳雲等從飛機上下來時，毛澤東和參加迎接的其他領導人趨步上前，彼此握手擁抱。
在機場，毛澤東致了題為《飲水思源》的歡迎詞。他熱情洋溢地說：“歡迎從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叫做‘喜從天降’。”毛澤東還說，陳紹禹（王明）同志給山溝裡送來了馬列主義，這是全黨的幸運。
在毛澤東致歡迎詞之后，王明作為回應也講了話。他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顯示出身份特殊，且口氣也很大。他說：“我們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是斯大林同志派來的。我們幾個人都是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沒有什麼地方值得歡迎，應當歡迎的是毛澤東同志”。
這最后一句話，讓人聽了有些莫名其妙，但從中也可以看出，王明當時的那種激奮而紛亂的心境。
雖然王明早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沒有到過中央蘇區，也沒有參加過紅軍的萬裡長征，更未到過中國抗戰前線。因此，當時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國前就曾特意提醒過他：雖然你在國際工作了多年，而且是執委成員和書記處書記之一，但你回國並不代表國際，而且你長期離開中國，脫離中國革命實際，所以回去后要以謙虛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但王明回到延安后，就把季米特洛夫對他的忠告拋到九霄雲外，下車伊始，擺出一副領袖的架勢，到處講話作指示。他有著良好的口才，記憶力又特別強，對列寧、斯大林的話說得頭頭是道，滿嘴都是布爾什維克，說到興起，竟不時用俄語侃侃而談，無非是吹噓自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張國燾曾寫道：“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的一些不安的情緒”。
回延安不到一個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專題報告。王明口口聲聲說，他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語中大有咄咄逼人之勢，給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們造成一種捧著尚方寶劍在傳達“聖旨”的感覺。王明振振有詞地說：“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我們要維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受蔣統一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經濟，不過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變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區，便感覺特區是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
王明報告的要點是：
第一、中國如何能給日本以有力抵抗，使日本無力進攻蘇聯，這對世界革命大為有利﹔
第二、中共應主動與國民黨密切合作，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軍隊﹔
第三、國共合作是永久真誠的，不應談誰佔優勢，誰領導誰，應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發展。
王明在報告中鋒芒畢露，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對國民黨營壘所作的左、中、右三種勢力的提法，認為隻能以抗日與親日為標准。他還指責黨的獨立自主原則，批評中央洛川會議所確定的方針和政策。
王明的上述意見，顯然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觀點有著明顯的不同。他抹煞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同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的原則分歧，認為國民黨是抗戰的領導者，否認共產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用﹔否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自己的行動限於國民黨蔣介石所允許的范圍內﹔反對放手發動和武裝群眾，輕視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和人民軍隊以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國民黨軍隊求得速勝。按照王明的觀點，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無疑要交給國民黨。
由於王明的特殊身份，在一開始他就聲明他的報告所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這就使不少與會者產生盲目的信賴，一時不能明辨是非，使得王明在會議上佔了上風。許多人根據王明提出的很多錯誤的或片面的觀點，檢查總結過去統一戰線工作得失，還做了“自我批評”，承認有“狹隘觀念”和“不策略的地方”，認為過去“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右傾的危險”，“王明同志對許多問題的提法很好”。毛澤東雖然也作了辯白和辯解，但還是採取了忍讓的態度，服從了多數的意見。后來毛澤東講道：“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隻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毛澤東還說：“王明的關鍵、症結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指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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