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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教育革命”

羅平漢

2014年11月18日13:5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史文苑》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在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曾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所謂“教育革命”。這年的“教育革命”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開展紅專大辯論,用當時流行的“插紅旗”“拔白旗”的方式,在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同時,組織學生編教材、編講義﹔二是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大搞不同形式的勤工儉學,在“大躍進”高潮中發展到組織師生大煉鋼鐵,大辦各類工廠﹔三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辦教育,實現各類教育的“大躍進”,特別是不顧條件開辦一大批高等院校。

“破除對資產階級專家的迷信”

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是為“大躍進”作最后動員的一次會議。在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多次講到“插紅旗”“拔白旗”的問題。他在5月8日的講話中說,我們要學列寧,要敢於插紅旗,敢於標新立異。當然,標新立異也有兩種,一種是插紅旗,是應當的,如列寧向第二國際的標新立異,另插紅旗。旗幟橫豎都要插的。一個合作社、一個生產隊,就有一面旗幟。無產階級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一定會插白旗﹔與其讓資產階級插,不如無產階級插。不要留空白點。資產階級的旗子,我們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5月20日的講話中,毛澤東又專門講到了“插紅旗,辨風向”的問題。他說,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紅旗,就是白旗,或者是灰色的旗子﹔不是無產階級插紅旗,就是資產階級插白旗。現在有少數落后的合作社、工廠、機關、學校,它們那裡不是紅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們應當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發動群眾,貼大字報,把紅旗插起來。

毛澤東在講話中雖然沒有指明紅旗和白旗是什麼,但八大二次會議結束時《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把總路線的紅旗插遍全國》的社論,實際上把什麼是紅旗說得很明白了。“紅旗”就是總路線,也就是搞“大躍進”,就是多快好省﹔“白旗”者,乃與總路線、“大躍進”相抵觸的思想觀點及人和事,就是所謂的“觀潮派”“秋后算賬派”。“紅旗”與“白旗”的區分,就在於要不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要不要、能不能把事情辦得快些好些。凡是不贊成或反對“大躍進”者,就是插的白旗,就應當拔掉。“拔白旗”也就是對反對或消極對待總路線、“大躍進”者採取組織措施。拔旗的方法,就是當時流行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即“四大”)。八大二次會議后,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拔白旗”運動,一些對“大躍進”有抵觸情緒的干部群眾被當做“白旗”而遭批判。所以“插紅旗、拔白旗”的過程,也就是進一步發動“大躍進”的過程。

根據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的“插紅旗、拔白旗”的要求,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就成為“拔白旗”運動的主要內容,當時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比較有影響的學者,幾乎全被當做“白旗”而被批判過。當然,“拔白旗”僅僅是“破”,即破除了對專家教授的迷信,但同時還需要“立”,而組織學生和青年教師編教材、寫專著,就成為“插紅旗”的重要途徑,

北京師范大學在這年曾被譽為“教育改革中的一面紅旗”。北師大之所以成為“插紅旗”的典型,是因為該校在教學改革中“大搞群眾路線”,實行“三結合”制訂新的教育大綱。

何謂“三結合”?即系黨總支、教師、學生結合起來,共同編寫新的教學大綱。在這三者中,黨總支無疑是新大綱的領導者,而教師和學生的“結合”,便是各編一套大綱,比較優劣,實際上也就是師生唱對台戲,看誰的戲唱得好,評委就是黨總支。

北京師范大學的教學改革,是從這年6月中旬開始的,“學校黨組織橫掃自卑和對舊專家的迷信,發揚共產主義敢想敢說敢干的大無畏風格,全校10個系由黨委會和10個總支66個支部挂帥,積極領導這一運動。改變過去修訂大綱、編寫講稿由少數人包辦的專家路線,放手發動全校所有的青年教師和4000多個學生,大家共同搞這一項工作”。這次教學改革“兩條道路、兩種方法的斗爭十分激烈”,部分教師特別是老教師,“仍站在原有的框子裡,瞻前顧后,扭扭捏捏,枝枝節節地修修補補不作本質上的改革”。為此,學校採取了“打擂台”或“對台戲”的方式。前者是教師和學生就同一課程分頭准備提綱,然后在一起討論,相互取長補短,共同制訂一份新的教學大綱﹔后者是學生和教師各擬訂一個或幾個提綱,然后師生的提綱都擺出來,進行評比,開展辯論,選出其中較好的一個為基礎共同修改定案。

該校中文三、四年級部分學生,“破除對資產階級專家的迷信”,在中文系黨總支直接領導下,成立“中國古典文學改革小組”。大綱編寫過程中,學生們按照中國古典文學的階段,把35個人分為8個戰斗組,分頭到學校和北京市有關的圖書館、民間文學研究機構等處找材料、抄材料,“在四五天的時間裡,四年級的26人共看了291冊書”。這就意味著平均每人讀了11本書。不但如此,有的書“連老教授都沒有看過”。至6月29日,學生的教學大綱初稿完成,但發現元朝文學這一部分還不滿意,於是又分工去看有關的文學史材料,“一夜之間重新趕寫出來”。僅僅7天時間,一部新的古典文學大綱就寫成了。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以師生唱對台戲的方式編寫教學大綱聞名,而北京大學中文系則因學生編文學史而聲名遠播。北大中文系60個學生分成了先秦組、魏晉南北朝組、隋唐五代組、宋元組、明清組、近代組,然后分頭找資料,分工寫作。經過30多天時間,一部長達70萬字的中國文學史書稿寫成了。這部書的前言,一開始就批判資產階級學者“仍然迷戀於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頑固地堅守著個人學術獨立王國”。接著宣布“我們這些站在黨的紅旗之下的無產階級學術的新兵”,要“向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展開不調和的斗爭,並在這場嚴重斗爭裡,把自己鍛煉成插紅旗、拔白旗的社會主義科學大軍中的堅強戰士”。這部書剛剛寫成,就引來了一片贊美聲。

中文系的學生編提綱、講義,歷史系的學生也就發揮自己所長,寫歷史,欲與“資產階級專家、學者”比高低。北大歷史系亞非史專門化(即專業)的11個學生,突擊半個月,完成了20萬字的《阿拉伯各國人民民族解放運動史》﹔二年級一班的學生寫出了《北京清河制呢廠廠史》﹔二年級二班編寫了《安源路礦史》﹔就連一年級學生也苦戰20天,完成了《祖國大躍進一年》的初稿。

復旦歷史系的學生通過一周的創造性學習運動,打破了迷信專家的思想,“他們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問題”,不僅寫出了全部基礎課的新教學大綱,“還編寫出了許多門尚是空白學科的大綱”,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工人運動史。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師生寫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年大事日志初稿》《新艾森豪威爾主義批判》《論中近東阿拉伯各國人民的解放斗爭》等。“這些著述,一反以往的惡習,數量上是今多於古,而且大多數是為當前政治服務的。”

南開大學歷史系青年師生編出了《馬恩列斯及毛澤東論歷史科學》,還編寫了中東、北非、拉丁美洲、東南亞民族解放斗爭史及大事記,以及《中國和阿拉伯的關系》《美帝侵華史》《紙老虎現形記》《雷海宗反動政治學術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等。

據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宣傳部介紹,交大船舶制造系的青年學生,在短短的一周時間裡寫出了百萬字的教材和講義。其中,二年級的部分學生用6天時間編出了一本長達42萬字的《理論力學》,二年級的22個學生用10天的時間編寫出了22萬字的四年級用《造船工藝學》,三年級的部分學生用7天時間編出了7萬字的《船舶阻力》。

吉林大學苦戰六周,全校共編寫136門課程的346種教材,總字數達2500萬字。“這些教材的共同特點是從實際出發,打破舊體系,建立新體系,有許多是質量較高的。”這樣數量龐大的教材,都是根據自編、自審、自刻、自校、自印的“五自”要求,由各編寫小組刻印出來。其中,中文系四年級全班24個學生經過10晝夜苦戰,翻閱參考書532種、1000多冊,即每人查閱了40多本參考書,平均一人一天查閱4本。從7月底到8月中旬,也就是20天的時間,一本“嶄新的以毛澤東文藝思想為指導,以民間文學為正宗”,長達12萬字的中國古典文學史教學大綱就編出來了。接著,80萬言的古典文學史講義初稿也寫出來了。

據當時的報道,南京大學學生編寫教材也是碩果累累。法文專業四年級16個學生,在4天中編寫了一本《法語會話》教材﹔德文專業四年級編就了全部德華詞典卡片﹔俄文專業四年級編成了俄文專業教學計劃和俄語詞匯教學大綱﹔英文專業四年級編成了語法教材﹔中文系四年級編成了解放以來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地貌專業四年級編成了第四紀地質教學大綱,如此等等。在不長的時間裡,南京大學共編就3250項教學大綱、教材和教具。

1959年上半年在糾“左”的過程中,中共教育部黨組曾起草了《關於高等學校學生編寫講義問題的意見》,雖然肯定“教育革命”中學生和青年教師編寫教材與講義“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同時也指出,學生因忙於編寫講義,以致妨礙對各門課程的正常學習,加之學生水平參差不齊,知識准備不夠,因而編出來的講義往往不盡合用。為此,教育部黨組提出:學生在學習方面的主要任務是學好學校所規定的各科課程,時間和精力應放在學習功課上,除了學習成績好的高年級學生在不影響功課學習的前提下,可以參加一部分編寫講義和編纂資料的工作外,一般學生,特別是一、二年級學生,除特殊情況外,不要發動其參加編寫講義的工作。編寫講義主要是教師的責任,教師在編寫講義的過程中應當適當聽取學生的意見,不要讓學生為編講義而編講義,應當給教師以充裕的時間進行備課、編寫講義,從事各種研究和寫作活動。各科有現成講義可用的,應一面講授一面修訂,不一定都要用自編的講義。

中共中央於同年5月24日批轉了教育部黨組的這個《意見》,認為“這些意見是對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將其轉發給各高等學校黨委,督促各校檢查執行。按照這一要求,各校學生自編講義、教材的工作基本上停止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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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湘憶、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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