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西學”

（二）關於西方近代歷史，毛澤東說，“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幾個國家的革命史”。

毛澤東 1970年 5月 1日會見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時，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幾個國家的革命史，美國革命、法國革命、德國革命。”（《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296頁。）毛澤東注重閱讀西方近代史，原因大體如此。

在毛澤東看來，西方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一些內容和過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經驗可作參考。比如，如何解決反對封建主義的任務問題，如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革命總是從弱到強的問題，等等。美國記者白修德在《不可磨滅的印象》一文中說，毛澤東在延安同他談話時，“精確地論述西歐的土地佔有情況和封建主義”。“他又進而把我在延安所看到的中國情況同一位外國記者在瓦利福奇會晤華盛頓所看到的美國革命情況相比較。他說：在外國人看來，也許延安各方面的情況都很落后，就像他們當年也許隻看到了華盛頓簡陋的司令部而沒有認識到華盛頓的主張能使他取得勝利一樣。他問道：喬治•華盛頓有機器嗎？喬治•華盛頓有電力嗎？沒有。英國人雖然擁有這些東西，可是華盛頓勝利了，因為人們擁護他。”

1950年 6月中旬，劉少奇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作了一個《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其中談到西方近代史上的一些土地改革問題。毛澤東看到這個報告后，覺得西方的事情很復雜，資產階級革命在西方各國的方式及結果，並不完全一樣，因此西方近代土地所有制的變革和中國進行的土地改革，不好籠統類比。於是給劉少奇寫信：

“資本主義國家，隻有法國在拿破侖第一時代及其以前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國是經過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破壞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並不是我們這樣的土地改革。德國、意大利大體也是如此，但比英國還不徹底，還保存了許多封建遺蹤。日本則封建的土地制一直嚴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國人進行一種極不徹底的‘土地改革’，現在仍有嚴重的封建主義。美國則從來沒有封建主義，由歐洲移民進去一開始就生長資本主義的農業，故農村市場特別廣大。隻有林肯時代解放美國南部幾州的農奴，是一種反奴隸制的斗爭。各國歷史既如此復雜，大都和我國現在這樣先進行土改，后發展工業的情況不相同，故以不寫國際歷史一段為宜。”（《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60頁。）

毛澤東閱讀西方近代史，不僅從政治角度把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作為中國革命實踐的必要對照，還注意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過程和經驗。 1962年７月 15日，在會見巴基斯坦駐中國大使拉希迪時談到東西方社會的差距，毛澤東說：我們都讀過西方國家的歷史和西方國家的小說。西方國家在17世紀、 18世紀還是落后的。 18世紀，他們的小說中還沒有提到鐵路、火車、電燈、汽車，他們那時還沒有這些東西。到了 19世紀，他們的這些東西也還不多。巴黎公社起義時的工人階級，也主要是手工業工人，是規模比較大的作坊，好幾十個人在一個作坊勞動，主要是手工勞動，機器不多。西方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這一百多年的事。毛澤東由此得出結論：在經濟上，在自然科學和技術上，我們亞非國家比他們落后。但是隻要我們共同努力，經過幾十年，我們可以改變這種落后狀態。

在西方近代史中，毛澤東最注重了解的是法國革命史，這方面的著述讀得比較多。 1970年 5月 1日，他同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談到：寫法國革命史的人很多，讀過法國馬蒂葉寫的法國革命史，有朝氣﹔讀過一個蘇聯人寫的，太簡單﹔還看過一個英國人寫的，英國人寫法國的事，總是要罵娘的了。毛澤東還經常同法國以及非洲的法語國家外賓，討論法國大革命史中的一些細節。 1972年 7月 10日，他同來訪的法國外長舒曼，詳細談到法國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頭，全歐洲進攻法國的事情。談到山岳黨領袖羅伯斯庇爾，是一個鄉下小律師，初到巴黎時說話結結巴巴，他就依靠那個長褲黨干了起來。談到拿破侖一戰成名的土倫戰役﹔談到拿破侖佔領了差不多整個歐洲，但后頭犯了錯誤，政策不大對了﹔談到拿破侖的戰略失誤在於第一不該去佔西班牙，第二不該去打俄國﹔談到為什麼不該打俄國的原因，是那裡不能過冬，而選擇打莫斯科而不是彼得堡，沒有一下子把沙皇抓住，這也是失算﹔甚至談到拿破侖究竟是死於胃病還是被人下毒，等等。（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439頁。）毛澤東喜歡讀談法國革命史，大概是因為中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在復雜、劇烈、徹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