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習仲勛與全國宗教政策的加快落實

習仲勛在落實宗教政策座談會上發表講話

1985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把一份調查情況以《調查簡報》的形式報送胡耀邦。事情的緣起是：1984年9月，群眾來信向中央反映一些宗教場所既是國家文物，又是旅游景點，在管理使用中存在職責劃分不明的問題。胡耀邦看到這份材料后，於9月6日指示中央辦公廳組織力量，調查研究文物、旅游、宗教場所在管理使用中各有關部門的職責劃分和協作配合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按照胡耀邦的批示，中央辦公廳組織力量對此進行了調查，並提出解決意見，落實好宗教政策。1985年3月22日，看到《調查簡報》后，胡耀邦批示：請習仲勛牽頭處理好這件事情。習仲勛即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推動了問題的解決和宗教政策的落實。

3月30日，習仲勛約請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一起研究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和開放宗教活動場所的問題，決定趁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召開之際，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負責人開會，向大家介紹情況，督促落實政策，解決問題。

4月3日，中央統戰部召開落實宗教政策座談會。習仲勛出席了這次會議。他在會上強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所以能夠很快形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勢，這個局勢之所以能夠不斷鞏固和發展，同我們對民族、宗教問題解決得比較好是分不開的。但目前在落實黨的宗教政策上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阻力還不小。就以對中央19號文件的學習情況來說，有些同志至今沒有真正全面理解它的精神和實質，有的同志甚至連這個文件都沒有認真看過。在這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違反政策規定的現象不少，有的還相當嚴重。有的同志說，落實政策難，落實宗教政策就更難。這個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央發出19號文件已經三年，國務院發出60號文件也已兩年，為什麼不能完全貫徹落實？我看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仍然在束縛著我們不少同志的頭腦。他們不認識宗教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群眾性和國際性，往往習慣於以簡單的、行政命令的辦法，而不願意也不會以教育、引導的辦法對待和處理宗教問題﹔他們不認識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和做好黨對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反而把執行黨的宗教政策誤認為是“宣傳唯心主義”，“助長宗教發展”﹔他們不能自覺地按照黨的政策對待宗教、宗教組織、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不加分析地說他們“迷信”“落后”，有些人甚至把宗教和宗教活動同“精神污染”混為一談。二是不少同志在執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觀點和政策觀點，往往自覺不自覺地隻從本部門、本單位的利害得失來考慮和處理問題，而不是首先把黨的政策、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是按照黨的事業的需要，經黨和政府明文規定必須辦的事情，他們也不積極去辦，甚至頂著不辦。這實際上是一種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是黨性不純的表現。

應該承認，除以上兩方面的原因以外，在工作中也確實存在著一些實際問題，需要加以妥善解決。但不能以此為理由，就不執行黨的有關政策和政府的有關規定。

習仲勛還特意向與會人員介紹了胡耀邦在昆明華亭寺實地調查的情況，說明落實宗教政策的重要性。他強調說：耀邦同志這次談話，對如何解決寺廟的管理問題，如何正確對待僧道人員，講得很清楚，很明確，對各地都有指導意義。特別是耀邦同志深入實地，察看情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工作作風，更值得我們學習，要以實際行動貫徹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針對落實宗教政策問題，習仲勛指出：我們的同志要明確，宗教和一部分群眾信仰宗教，這是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對於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慎重地正確對待，決不可用簡單的、行政命令的辦法來解決。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做好黨對宗教的工作，是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方面工作的好壞，關系到團結千百萬信教群眾，充分發揮他們在“四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不斷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勢﹔關系到爭取和團結廣大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關系到提高、擴大我國在國際上的聲譽和影響。它絕不是一個孤立的、一般性的問題，而是一個重要的、政策性很強的問題，絕不可等閑視之。

習仲勛的講話對大家震動很大。這次會議后，各地及時糾正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加快了黨的宗教政策的落實，在宗教界引起良好反響。截至1985年9月，應移交給佛道教組織和僧道人員管理使用的寺觀，除極少數幾個地方外，大部分已移交、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