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大罷工中張國燾的作用探析【2】

二、張國燾在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過程中的角色

張國燾是1923年1月底到達鄭州的，他自己也說“於2月1日的前夕，趕到了鄭州”。[12]在此前后，北京、武漢方面黨和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有關負責人羅章龍、史文彬、吳雨銘、陳潭秋、項德龍（項英）、林育南、李震瀛等和各地代表也紛紛到達，他們也是這次罷工的主要領導成員。

由於京漢鐵路是吳佩孚的重要收入來源，被其視為私有財產和“命根子”。作為直系軍閥首領，雖然他曾經發表過“保護勞工”的通電，但其目的一是為了表示自己的開明，故作姿態以爭取輿論的支持﹔二是企圖利用新興的工人階級的力量，為他“武力統一”中國效力。當工人運動在共產黨領導下迅猛發展后，吳佩孚終於撕下了“保護勞工”的假面具，電令鄭州駐軍總司令靳雲鶚“即希預為防范，設法制止為盼”，[13]甚至不惜武力鎮壓。1月28日，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率領武裝警察多人到總工會宣布吳佩孚的電令：禁止京漢鐵路工人於2月1日在鄭州舉行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工人們群情激憤，不為所動。“至三十日，忽得吳佩孚致總工會電，召代表赴洛計議，工人於憤激之余，遂派代表楊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煥章五同志即日赴洛與吳交涉。”[14]

談判過程中，吳佩孚對5名代表威逼利誘：“你們工人的事，我沒有不贊成的。你們想，什麼事我不幫助你們？不過，鄭州是個軍事區，豈能開會？你們不開會不行麼？改期不行麼？改地方不行麼？我是保護你們的，豈能和你們為難？……我已經下了命令，制止開會。我是軍官，豈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護你們的日子還多咧。”[15]然而代表們無動於衷，始終堅持：（一）根據約法，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二）根據你的政治主張，“勞動立法，保護勞工”的通電是你發的，不能出爾又反爾。（三）大會籌備很久，京漢鐵路管理局已經同意，各地的代表已到達鄭州，已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16]於是，雙方不歡而散。五名代表為了爭取時間，盡早向籌備處報告談判情況，連客車都等不及，坐上貨車就往回趕。到鄭州，已經是31日下午4點多鐘了。[17]

當時到達鄭州的全國各地工會代表有武漢工團聯合會、漢冶萍總工會等30多個工人團體，代表300余人，以及北京、武漢等地男女學生代表30余人。各鐵路方面的代表計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綏、隴海各段各廠的代表共60余人。這些代表被分別安置在鄭州金台、福昌、五洲等旅館。31日晚，在大會籌備處召開京漢路總工會會議，商議對策，繼而召集到鄭代表開會，報告赴洛會談情形。會上，楊德甫首先發言，稱“為了息事寧人敷衍吳佩孚的面子起見，成立大會的方式可以改變：節目少一點，時間短一點，早開早散，盡可能避免同軍警沖突”。[18]而林祥謙、項德龍則表示了不同意見，認為成立大會應該按時舉行。吳汝明、李震瀛、施洋、林育南等也紛紛表示贊同。施洋在講話中聲色俱厲，更為動人，最后他喊出“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無產階級勝利萬歲”的口號。在會場的代表和在那裡聽消息的工人，都不知不覺地跟著施洋喊這兩個口號！[19]“緊急會議採納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一不換地點，二不改日期，三不變程序，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按照原定計劃舉行。”[20]

有人認為，張國燾在領導罷工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即“冒著生命危險主持京漢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在軍警重重包圍的嚴峻形勢下，張國燾登上講台，以京漢鐵路總工會秘書的身份主持會議，宣告京漢鐵路工人總工會正式成立”，並且在他的主持下，“會議按照預定的議程逐一進行。楊德甫、施洋、李漢俊、包惠僧等也講了話，會議一直開到下午4點，最后由張國燾致謝詞，宣告散會”。[21]本文認為這種說法是有待商榷的。

其一，成立大會的主持人不是張國燾。張國燾到達鄭州時的身份是中國共產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他自稱為“這次罷工的最高指導者”。[22]而當時總工會秘書是天津人李震瀛，這與張國燾“以京漢鐵路總工會秘書的身份主持會議”的說法相矛盾。

其二，京漢鐵路總工會不是由張國燾主持和宣告成立的。據當事人包惠僧的說法，1923年2月1日拂曉，鄭州全城內外軍警局宣布緊急戒嚴令，沿街排列武裝士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23]工人代表們不畏強暴，高舉紅旗，從五洲大旅館整隊出發，走到距會場不遠處，“被軍警包圍，舉槍威嚇，阻止前進。全體大憤，先推代表再三理論，終不允許，全體鵠立街心約二小時，憤激不已，乃奮勇拼死沖開防線，涌入會場，首由主席宣布組織總工會宗旨，及此次視強權無理壓迫的可恨，遂即宣布京漢路總工會的正式成立。”[24]《中國共產黨史稿》也記載：“在軍警重重包圍的緊張氣氛中，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在鄭州普樂園劇園舉行。會議主席史文彬宣讀組織總工會宗旨，並鄭重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正式成立。總工會秘書李震瀛帶領大家振臂高呼……接著，與會代表和工人們上街游行示威，慶祝京漢鐵路總工會誕生。”[25]可見，京漢鐵路總工會不是由張國燾宣布成立的，而是在史文彬主持下宣告成立的，甚至張國燾自己在回憶當時情景時也承認：“首由主席宣布組織總工會宗旨，及此次被強權無理壓迫之可恨，並鄭重宣布京漢路總工會正式成立。”[26]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張國燾發揮了什麼作用呢？原來他已經被反動軍閥的洶洶氣勢嚇昏了頭腦，慌忙提出“為避免流血起見，總工會的成立儀式和全體大會可以改時改地舉行，現在不必堅持。”[27]張國燾的錯誤主張，立即遭到工人們的強烈反對，他們不顧張國燾的阻撓，宣布大會正式開始，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正式成立，歡呼聲震撼屋宇。[28]

其三，據羅章龍回憶，軍警對代表們“出言百般恐嚇，群眾照常開會，延至下午四時，始沖出重圍，宣布散會”。[29]代表們以示威的姿態，離開了會場。但是，最后是“張國燾致謝詞，宣告散會”的嗎？對於當時的情景，包惠僧曾有細致描述：“主席宣布散會以后，工人即分途奪門而出，總工會的匾額、對聯、銀盾都被軍警搗毀淨盡。”[30]上文已指出，本次大會主席為史文彬，而不是張國燾。據此推斷，最后應該是由史文彬宣布散會的。那麼張國燾在會議臨近結束時又扮演了何種角色呢？“在張國燾的一再動員下，各地代表和來賓在‘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的口號聲中，憤然離開會場。”[31]

綜上，本文認為張國燾在京漢鐵路工人總工會成立過程中，不僅沒有發揮出應有的領導作用，反而違背工人們的意願，阻撓大會的順利召開，表現出了相當地妥協性和投機性，充分暴露了他“隻知個人利益，不顧黨的利益”[32]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