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安龍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學術界關於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為我們了解事件的起因、過程和意義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關於張國燾在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中所起之作用，目前學術界尚有一些爭議。本文臆斷妄為，擬就此問題作一初步探討，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斧正。
一、罷工前張國燾領導工人運動的歷史回顧
建黨前后，作為北京大學學生的張國燾十分活躍。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張國燾作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並被選為組織主任，成為黨的領導人之一。黨成立伊始，高度重視工人運動工作。但由於當時黨所處的環境，大多情況下隻能秘密開展工作，因此，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議成立一個公開的中央機構，領導全國工人運動。至於機構的名稱，張國燾認為，由於這個機構不是由各地工會選舉產生出來的，故不能稱為“總工會”。但他也想不出合適的名稱，為此，他向工人運動經驗比較豐富的馬林請教。根據馬林的建議，這個新的領導機構被稱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認為這個名稱適合馬克思主義者從事工會的組織工作[1]。1921年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並出版刊物《勞動周刊》。張國燾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李啟漢、包惠僧、李震瀛等都參加了編輯工作。他們還以“張特立等二十六人”的名義，發表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號召勞動者組織起來，做成一個產業組合。隨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北京、武漢、濟南等地建立了分部。
在張國燾的領導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經時約一年，工作進展極為困難。[2]這一方面是由於（上海）封建行幫勢力和舊工會頭頭的干擾、破壞，造成許多阻力﹔另一方面，也同“張國燾不深入工人群眾、高高在上的大少爺作風”有關。[3]目睹這種情況的李達說：“組織工作由張國燾主持，當時所謂組織工作，是專指工會的組織說的。他在北成都路設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找了十多個人，在辦公桌上工作，一共搞了三個多月，卻不曾組織一個工會。”[4]每當馬林找張國燾聽取工作報告時，他隻能把每星期所接觸的兩三個工人的經過，用斷續而拮屈的英語，作冗長的報告。1921年10月，張國燾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轉由李啟漢負責。與張國燾不同，李啟漢十分重視深入工人群眾，開辦過勞工半日學校和工人夜校，並參與領導了上海英美煙廠1萬多工人的大罷工。不久，李啟漢因為組織工人罷工被捕入獄，勞動組合書記部機關和《勞動周刊》都被查封，這給張國燾帶來了較大的心理沖擊。他於1922年春從俄國回來后，先是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又回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勞動組合書記部被查封事件，張國燾毫無精神准備和應對措施，僅蒼白地辯解道：“勞動組合書記部遭受摧殘，當時中共中央曾企圖反抗。但我們估計到當時還沒有充分力量發動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罷工，即使勉強發動，也不會獲得預期的結果，因而忍了下來。又為了不願使正在蓬勃發展的工會運動和罷工浪潮受到這不利消息的影響，因而隻輕描淡寫的宣布將勞動組合書記部移往北京，並未將被封事件大事宣揚。”[5]照張國燾所言，當時之所以沒有採取相應的反抗措施是為了不影響工會運動的發展。事實果真如此嗎？據李達回憶，有一天英租界巡捕房去了一個人詢問那招牌是誰挂的，張國燾聽了這個消息后，連夜把“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招牌燒毀，把一切工作人員都遣散了。他（張國燾）於是把“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遷到北京，交由鄧中夏同志主持，他自己跑到莫斯科去了[6]。這充分說明，張國燾已被敵人的殘酷鎮壓所嚇倒，已經沒有了繼續開展工人運動的勇氣和信心。1922年7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遷到北京，鄧中夏任總部主任，干事有何孟雄、朱務善等。他們很快領導發起全國的勞動立法運動，並指導和推動了長辛店京漢鐵路工人、安源路礦工人和開灤五礦工人的罷工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日漸復蘇。
那麼，張國燾當時是如何看待工人運動的呢？有人認為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的3個月中，張國燾在《向導》發表多篇政論文章，集中表達了他對中國革命有關問題的認識，並認為“文章反映出當時張國燾的思想理論水平尚處於全黨前列”[7]。但是，這樣的說法是否站得住腳呢？據考証，這期間張國燾確實在《向導》發表了《國慶日裁兵運動》（第5期）《中國已脫離了國際侵略的危險麼》（第6期）《知識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責任》（第12期）《我們對於小資產階級和平派的勸告》（第13期）《革命黨的“否認”病》（第15期）等10篇左右文章。然而，這些文章多是政論性質的，很難說有多麼深刻的思想。例如，他在《知識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責任》一文中寫道：“在素來缺乏政治活動的中國人民中間，那極少數的知識階級是最徹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佔政治上的重要地位。”[8]他認為，工人階級不是革命的領導力量，農民不是革命的主力軍，資產階級沒有力量，工農群眾更是幼稚無知，隻能把希望寄托在“知識階級”身上。這種觀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錯誤的，它不僅違背了“二大”要求聯合工農的精神，而且沒有看到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中蘊含的無限生機。而《革命黨的“否認”病》一文更是片面地認為人民群眾“隻有要求改良的動機，還沒有真正覺悟革命之必要”[9]。如此脫離社會實際和革命發展趨勢的思想，距離全黨前列恐怕還有較大差距。
那麼，張國燾何以能被作為中央特派代表派往鄭州呢？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中共中央認為我從事鐵路工運最早，在鐵路工人中早有信譽，因而派我去指導這次代表大會的舉行﹔同時，陳獨秀先生已於1月間由莫斯科回到了北京，我已解除了代理書記的職務，所以可以抽身前往鄭州。”[10]本文認為，在張國燾自己所列的上述兩方面原因中，后者的因素可能更大，因為考察一下當時張國燾從事工人運動的成績實在乏善可陳。具體說來，張國燾所謂的“從事鐵路工運”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冬。當時，北京共產黨小組在李大釗的領導下，派鄧中夏和張國燾到長辛店，同史文彬等工人接頭，籌辦勞動補習學校。為了籌措經費和擴大影響，張國燾於11月在上海出版的《勞動界》第15期上，發表《長辛店工人發起勞動補習學校》一文，以提倡“平民教育”為名，介紹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的《募捐啟事》和《簡章》。從此，張國燾搞工人運動便有點名氣了。事實上，1921年1月勞動補習學校開辦以后，張國燾便很少去了。真正在那裡經常工作的是鄧中夏，在他的具體領導下，5月1日長辛店成立了全國最早的工人俱樂部。[11]張國燾由於經常到外地活動，參加的具體工作並不多，俱樂部成立后，張國燾更很少來了。可見，張國燾在從事工人運動時虛名不小，務實不多。那麼他在京漢鐵路大罷工期間的表現又如何呢，是否延續了之前的一貫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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