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大罷工中張國燾的作用探析【3】

於安龍

2015年01月07日09:26 來源：北京黨史

三、張國燾在軍閥屠殺面前的表現

1923年2月1日下午，反動軍警包圍監視代表駐地，各團體所贈匾額禮物也被搗毀一空，甚至不准飯館向工人代表出售飯菜，強迫工會代表離境，總工會會址亦遭封閉、佔領。[33]於是，京漢鐵路總工會深夜召開秘密會議，商討對策。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代表們一致決定從2月4日開始，舉行京漢鐵路全路同盟罷工。張國燾在會上也表示，“一次大規模的罷工或可掙回一些自由﹔即使失敗，也不過是工會不能合法存在。”[34]可見，他當時也是支持罷工的，為推動會議達成共識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這一點不能否認。由此會議作出決議：“我們為力爭自由起見，決於本月四日午刻宣布京漢路全體總同盟大罷工。同時為事實上便利起見，總工會決移江岸辦公。一切進行事務，於總罷工期內，完全聽總工會命令而定，我們為爭自由而戰，為爭人權而戰，決無退后！”[35]同時，會議確定了罷工運動的負責人，“推定楊德甫為罷工委員會的委員長，凌楚藩、史文彬為副委員長、項德龍為總干事。高彬、姜海士、劉文鬆在鄭州執行總工會的命令。吳汝明、史文彬、洪尹福在長辛店執行總工會的命令。林祥謙、羅海澄、曾玉良在江岸執行總工會的命令。”[36]

按照會議安排，各地代表隨即迅速返回自己的崗位，組織、發動罷工。羅章龍回北京，參與領導長辛店罷工。張國燾隨京漢鐵路總工會，來到江岸，“指導”工作。2月3日，京漢鐵路總工會遷移漢口江岸分公會內。中共武漢區委、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和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員陳潭秋、林育南、許白昊、項德隆（項英）、施洋、林祥謙、包惠僧、楊德甫、陳天等人組成罷工指揮中心。2月4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在各報發表了《京漢鐵路總工會全體工人罷工宣言》，號召全路工人為爭自由而戰，為爭人格而戰，為爭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而戰，並鄭重宣布：“從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漢鐵路全體一律罷工，不達到下列的條件，決不上工！”[37]工人們的條件包括撤革交通部官員，賠償成立大會損失，增加休息日、照發工資等。該日京漢鐵路3萬余工人舉行全路總罷工，鄭州9時起，江岸10時起，長辛店11時起，陸續展開罷工，至正午12時，全路所有客貨軍車全部停駛，長達1000多公裡的京漢路完全癱瘓。2月5日，羅章龍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通電全國各工會團體，稱：“此次京漢總工會在鄭州開成立大會，橫遭軍警壓迫，已於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全路罷工以示抵制。”[38]同一天，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又發表了《援助京漢鐵路總工會總同盟罷工的緊急宣言》。2月6日，在總工會領導下，為反對軍閥拘捕工人，武漢各工團在漢口江岸舉行了有萬余工人參加的慰問大會。會上，京漢鐵路總工會委員長楊德甫報告此次大罷工的意義及希望。總工會秘書李震瀛代表總工會在大會上致辭，他說：“我們這次大罷工，是我們全勞動階級運命的大關鍵，我們不是爭工資爭時間，我們是爭自由爭人權。工友們！要曉得我們京漢工人的責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會，早就需要我們的赤血來渲染了！工友們，這軍閥的火線上，應該我們去作先鋒！前進呀！勿退卻……”[39]

工人們的罷工使軍閥當權者惶恐不安。2月7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對罷工工人實行血腥屠殺。這天清晨，曹錕的直屬軍隊首先包圍襲擊了長辛店的工人區，將罷工領導人史文彬、吳雨銘等人逮捕。當羅章龍和糾察隊長葛樹貴帶領工人群眾，前往軍營要求釋放被捕人員時，反動軍警肆意開槍，當場死傷工人多人。是日下午，工人死30多人，傷200多人，造成震驚中外的流血事件，即“二七慘案”。林祥謙、施洋等人壯烈犧牲，表現了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員的英雄氣概。

當吳佩孚在京漢鐵路沿線屠殺工人，林祥謙在屠刀下仍高呼“頭可斷，血可流，工不能上”的時候，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來“指導”工作的張國燾卻在反革命的屠殺面前，驚慌失措。[40]在接到吳佩孚鎮壓罷工，屠殺工人的報告后，他“既不了解工人的傷亡情況，也不組織工人進行反擊，卻立即下令‘疏散’，命令工會負責人迅速撤離江岸，去漢口法租界某茶樓集合”。[41]張國燾自己也承認，“槍聲響起不久，兩三位負責探聽消息的工人跑來向我們報告，大批軍隊由江岸車站出發，分幾路包圍這個村庄。其先頭部隊向著江岸分會開槍，已經有人倒下去了，也有軍隊挨家挨戶搜查。我立即下命疏散。”[42]他手提一個竹籃，化裝成賣花生的小販，跟在楊德甫后面，走小路離開江岸。當他們走到小路與大路交叉點的時候，有幾個武裝士兵把守。楊德甫經過士兵的盤問順利通過后，張國燾正想跟著過去，“兩個士兵用上了步槍的刺刀指著我的胸口，問我是不是鐵路工人，我答稱是賣花生的小販，也即通過。”[43]隨后，這位“花生小販”躲進了漢口法租界內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之功臣熊秉坤的家中。

此時，項英、林祥謙等同志正帶領工人糾察隊同敵人浴血奮戰。“當江岸軍警正在屠殺工人時，項德龍和工人糾察隊在一起，亂槍襲擊時，死裡逃出，潛伏在江邊，到夜色深時才搭上一隻小劃子到漢口法租界江邊上岸，到法租界長清裡一個同志的寓內建立京漢鐵路總工會的聯絡處。”[44]而在“二七慘變”發生當日，京漢鐵路總工會曾發表一宣言，聲明此次慘變的經過和責任，並指示工人們今后的應有態度，內容極其重要，號召全路工人“下決心誓必報仇雪恨，誓必恢復工會，誓必打倒軍閥”。[45]然而，在漢口的張國燾卻提出和平式的罷工，不能對抗吳佩孚的武力鎮壓，應該立即下令復工。他的意見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項英當面指斥張國燾領導不當，並質問他“罷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壓迫，那又為何發動罷工？如今，在武力壓迫之下，又何能屈服？”[46]坐在一邊的熊秉坤也發表意見支持項英。他們爭論了很長時間，誰也不能說服誰。在用正常的討論方法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張國燾就“獨斷專行，要求停止討論”。[47]他在沒有請示中央的情況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全權代表”的名義，下令立即復工，要求在場的工會負責人不折不扣地執行，一切后果由他負責。8日早晨，張國燾來到漢陽兵工廠和漢陽鋼鐵工廠工會，下達復工命令。工會的負責人正遵照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7日晚緊急會議的決定，准備參加總同盟罷工，以支援京漢鐵路工人罷工，抗議吳佩孚的大屠殺。對於工人們的質疑，張國燾辯稱，昨晚（7日）湖北工團聯合會已決定，為了減少犧牲，以圖再起起見，命令今日照常上工。[48]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准備發動的總同盟罷工，因而沒有實現。當日，張國燾就借口“趕回北京向中共中央報告”，匆忙離開漢口。“我不能搭京漢車北上，這似是太危險了。八日晚我搭上了開往下游的長江輪船去南京，由那裡再乘津浦車轉北京。”[49]當時，從京漢鐵路乘火車是北上進京的最便捷方式，在京漢鐵路工人已復工的情況下，張國燾依然舍近求遠，選擇乘輪船繞行，其向“中央匯報”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見一斑。

張國燾離鄂后，留下大量善后事宜需要處理。“死難的要安葬，死難的家屬要生活，受傷的要醫治，被捕的要營救，失蹤的要尋找，失業的工人約二百余人要救濟。”[50]但是張國燾對這些事情不聞不問，反而以領導“二七”罷工的“英雄”自居，前往共產國際報告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斗爭情況。罷工期間，張國燾以“最高領導”身份強行復工是否恰當暫且不論，但此一“中央特派員”在事件中的領導作用是頗令人失望的。有人認為，張國燾並不是“二七”罷工的正確領導者，他在罷工斗爭中的表現，同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恰恰是背道而馳的。[51]《中國共產黨史稿》也明確指出：“這次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是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統一領導下進行的，除中央特派代表張國燾外，羅章龍、包惠僧、項英、李震瀛、楊德甫、史文彬、凌楚藩、吳汝銘、高彬、張連光、康景星、陳潭秋、許白昊、施洋等，都參與領導了各個地區的罷工斗爭。”[52]

從客觀事實出發，對歷史人物進行全面中肯地評價，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縱然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張國燾曾做出過分裂紅軍，叛變革命的惡劣行徑，但也不能否認他在某些階段對中國革命事業是做出過一定貢獻的。但在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期間，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特派員，確實沒有發揮出應有的領導作用，這也能從他在罷工前輕視工人運動、罷工中妥協逃避、罷工后質疑黨的領導權等一系列行為中得到認証。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考察張國燾在罷工運動中所起之作用，並不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對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領導和一些黨員同志的英勇斗爭，與張國燾不同，他們在極其險惡的情況下，深入工人群眾，促進工人覺醒，為中國革命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和巨大犧牲。

[1][15][17][20][31][41][47][48][51]史兵：《中國工人運動史話》第1集，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2、280、281、282、284、324、326、327、26。

[2]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頁。

[3][11][28][33][40]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1、28、24、25頁。

[4][6][32]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5、15頁。

[5][10][12][22][27][34][42][43][46][49]張國燾：《我的回憶》，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262、265、266、268、267、268、270-271、270-271、272、277頁。

[7][21]蘇若群：《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時期的張國燾》，《百年潮》2013年第2期。

[8]張國燾：《知識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責任》，《向導》1922年12月6日。

[9]張國燾：《革命黨的“否認”病》，《向導》1922年12月27日。

[13][14][24][29][37][45]羅章龍：《京漢鐵路工人流血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1、24、24、27、56-58頁。

[16][18][19][23][30][36][44][50]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02、102、103、104、105、119-120、123頁。

[25][52]柳建輝：《中國共產黨史稿》第1卷，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323頁。

[26]張特立：《“二七”前后工會運動略史》，《新青年》19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