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與1957年《莫斯科宣言》【3】

三

以毛澤東為團長、宋慶齡為副團長的中國代表團於1957年11月2日清晨乘專機離開北京赴莫斯科。胡喬木是中國代表團團員之一。[5]１１月３日晚，中國代表團同赫魯曉夫等舉行會談。會談一開始就談會議文件。關於宣言的修改問題，毛澤東建議由中國代表團的一些同志和蘇聯同志一起研究，並指定鄧小平、陸定一、陳伯達、胡喬木參加。還建議推遲會議召開的時間，使宣言的修改時間更加充裕。赫魯曉夫接受建議。

１１月４日和５日，毛澤東即在住地召集代表團全體人員連續開會，仔細審定胡喬木修改的稿子。胡喬木在會上對所作的修改作了一些介紹、闡述和解釋。大家都提了些意見。毛澤東還在宣言草案的第三部分中親筆增添了一段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証唯物論的論述，指明修正主義或者教條主義的錯誤，它們的思想根源和認識根源都是一樣的。[6]這段話原封不動加進蘇共所起草的宣言之中。１１月６日，修改稿以代表團的名義正式提交蘇共中央。

其間，１１月５日，蘇共中央又曾提出過一個他們的修改稿。從雙方的修改稿來看，最大的分歧是在關於資本主義國家是否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上。

為解決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毛澤東在臨離北京之前，曾於１０月２９日專門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毛澤東說，蘇共二十大提出“和平過渡”問題以后，中國共產黨隻在一些個別場合表明不同意見，沒有正式提出來。這次去莫斯科，將同蘇共中央認真交換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中國共產黨認為，還是提“兩種可能性”比較好。我們要盡量爭取第一種即“和平過渡”的可能性，但也不能不准備“非和平過渡”的另一種可能性。因為事情並不取決於共產黨的良好願望，當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它要使用武力來鎮壓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時候，“和平過渡”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提兩種可能，比較主動。尤金是怎樣向蘇共中央轉達、蘇共中央又是怎樣研究的，不得而知。但從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后雙方在起草宣言時的嚴重分歧來看，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十月革命節的慶典一過，１１月８日，中共代表團鄧小平、陸定一、陳伯達、楊尚昆、胡喬木，即同蘇共代表團的波斯別洛夫、波諾馬遼夫、安德羅波夫，就宣言草案問題首次互相交換意見。雙方基本取得一致，但在“和平過渡”問題上認識未能統一。

迫於大會臨近，中蘇兩黨代表團就“和平過渡”問題，一次又一次會談，各抒己見，激烈爭論，反復磋商，不到一天的時間裡八易其稿而未果。在相持不下的情況下，蘇共代表團提出：大會宣言應該和蘇共二十大的提法相銜接，不然的話，他們就無法向蘇共、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交代。在這種態勢下，中方不得不作讓步。鄧小平答復：中共可以就“和平過渡”問題向蘇共提交一份全面闡述自己意見的書面提綱﹔在宣言草案中為照顧到蘇共的觀點，對“和平過渡”問題作一些闡述。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建議很好，便指定胡喬木同陳伯達一起，立即起草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兩人不分晝夜，奮筆疾書，於１１月９日寫成。

第二天，１１月１０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代表團會議，對胡喬木、陳伯達起草的提綱進行審議，沒有提什麼意見，《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獲得通過。[7]當天下午，中蘇雙方即在中共代表團駐地進行接觸。中共代表團出席的有鄧小平、陸定一、陳伯達、楊尚昆、胡喬木等﹔蘇共代表團出席的有蘇斯洛夫、庫西寧、安德羅波夫、波諾馬廖夫、波斯別洛夫、尤金等。會議開始，鄧小平向蘇共宣讀和提交了中共的《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並就宣言草案中如何闡述“和平過渡”問題作了說明。雙方經過磋商，終於對全部草案取得一致意見。會議最后通過的宣言，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作了兩點重大修改：（一）指出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的同時，指出非和平過渡道路。因為歷史經驗証明，統治階級是不會自願讓出政權的。（二）談到取得議會中穩定的多數時，同時強調展開議會外廣泛的群眾斗爭，摧毀反動勢力的反抗，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准備必要的條件。

蘇共代表團提議，宣言草案應以蘇共代表團與中共代表團名義聯合提交會議。這當然是對宣言起草過程中中共代表團所起作用的肯定。同時也由當時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威望和地位所決定。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代表團將宣言草案全文發送回國內，報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批准。１１月１１日，即獲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並授權中共代表團決定。中央政治局有幾點文字上的意見，胡喬木記錄下來與毛澤東商決改定。當天，宣言草案即以蘇共和中共兩黨代表團的名義向即將召開的大會提交。

在研究了各兄弟黨對宣言草案的意見后，１１月１３日下午５時，鄧小平、陳伯達、楊尚昆、胡喬木去蘇共中央大樓與蘇共代表團蘇斯洛夫等人會商，討論一直持續到深夜１２時許，中間隻休會１小時。

１１月１４日至１６日，１２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隆重舉行。

在１４日全體會議上，毛澤東發表講話，主要談“以蘇聯為首”的問題。指出：從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事務來說，互相調節、合作互助，召集會議，需要一個“為首”﹔就外部情況講，有相當強大的帝國主義陣營，更需要一個“為首”。“為首”同出面召集會議差不多是一件事。而且，現在也沒有什麼害處。

當天，會議決定成立起草委員會，討論中蘇兩黨代表團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

中共代表團派鄧小平和胡喬木兩人參加了起草委員會。[8]胡喬木全力配合鄧小平在起草委員會的工作。起草委員會中，爭論依然很激烈。胡喬木或慷慨陳詞，或伏案疾書，闡述中共的意見，並將協商一致的意見用恰切的文辭表達。

１１月１６日上午，起草委員會再次開會，終於完成了大會宣言的起草工作。

１１月1６日下午，召開全體大會。蘇斯洛夫作了關於宣言草案修改情況的報告。毛澤東發表講話，對宣言草案進行評述。他肯定“我們的宣言是好的”。說：我們用了一個很好的方法達到目的，這就是協商的方法。堅持了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原則性、靈活性的統一。這樣一種進行協商的氣氛現在形成了。我們沒有強加於人。我們現在用說服的方法代替了壓服的方法。我們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與大家的統一。在一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我們這一次會議有充分的民主。毛澤東又肯定“這個宣言是正確的”。這個宣言“冒險主義的性質也沒有，機會主義性質也沒有”，“是一篇馬克思列寧主義性質的宣言。”毛澤東說：“這個宣言總結了幾十年的經驗，特別是最近幾年的經驗，有些經驗是從痛苦中得來的。這些痛苦教育了我們。我們要感謝這些痛苦，因為它使我們開動腦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

其他各兄弟黨相繼發言，都表示同意宣言草案。於是大會決定基本通過，請起草委員會根據大會發言對《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簡稱《莫斯科宣言》或十二國宣言）改定。最后舉行了十二國共產黨《莫斯科宣言》的簽字儀式。

從１１月１６日至１９日，接著召開世界６４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9]毛澤東在１８日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集中談了兩個問題：形勢問題和團結問題。在這次發言中，毛澤東提出了目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的著名論斷。他列舉十件証據進行分析論証。還闡明了關於紙老虎問題、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問題、關於正確區分敵我矛盾問題、關於廣泛宣傳和應用辯証法等問題。這個會議也起草了一份會議文件：《和平宣言》。它是由蘇共和波蘭統一工人黨的代表一起起草的。毛澤東在發言中對《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表示贊同。在１９日的大會上，蘇斯洛夫就《和平宣言》的修改作了報告。經過表決，一致通過。隨即舉行了簽字儀式。

毛澤東１１月１４日和１６日在莫斯科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的兩次講話和１１月１８日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都是胡喬木記錄、整理，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